新华社昨日报道，号称“内蒙古第一县”的准格尔旗，其财政实力甚至超过一个下辖数个旗县的盟或市，但是自1993年至今，一直戴着“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享受着各种扶贫优惠政策和扶贫资金的支持。富县戴着穷帽子不愿意摘，这种现象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从相关县级政府的角度来看，穷帽子虽不好听，却很受用。
由国家确定的贫困县，国家给予扶贫贷款、以工代赈资金、财政扶贫资金等专项扶贫资金，内蒙古自治区的每个“国贫县”一年可平均分配到扶贫资金2000万元左右，除此之外，上级政府还给予各种优惠政策。
县级政府的这种自私不难理解。问题是，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缺乏及时有效的贫困状况评估体系和贫困资金绩效检测体系，因而，不能对贫困县的财政状况、脱贫状况进行准确评估，并及时调整扶贫力度。于是，贫困县的帽子常常是一戴数年，也没有人再过问。
为解决富县戴穷帽子的问题，有的省想出了一些办法。陕西省曾规定，凡主动申请退出重点县的，从申请退出的下一年度起，3年内扶贫力度不变。也有人建议，中央政府应当及时地调整贫困县名单。不过，解决问题，还是需要探究问题的本源。脱贫县仍然戴着穷帽子，是政府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一个侧面。这种效率低下，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县政府通常倾向于将扶贫开发资金违规转移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方面，而贫困人口却得不到扶持。
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有其制度上的原因。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是通过省分配给各县的，这些资金又是由多个部门分头下拨的。可以设想，每个部门都愿意扩大至少是维持自己可支配的扶贫资金的规模，资金规模越大，其分配的权力就越大。而政出多门，各部门就会只管拨钱，没有多大动力建立扶贫资金绩效考评体系和贫困状况评估体系。针对这一情况，似有必要强化财政分配责任，做到权责对称。也即，以一个部门主导扶贫资金的分配，即使其他部门可支配某些资金，也应由该部门对相关政策、项目进行评估。但同时，它也有责任跟踪各县贫困状况，对各类扶贫投资效果进行监测和评估。
另一方面，以转移支付为主的扶贫财政安排，本身就会诱导某些违规行为。拨款很容易被县政府挪用，似可考虑将给钱转变为少收钱，以减税为主要扶贫财政制度。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中央政府的扶贫政策将直接为本县民众享受，而免去县政府的截留。低税率也可吸引外部投资，以经济增长带动民众脱贫。另一个好处是，上级政府为了扩大自己的税收收入，有一定的动力监视贫困县政府的财政状况，并在其达到脱贫标准时，及时缩小或减少其税收优惠。为配合这一监测，可建立起省政府审计部门直接对县政府财政状况普遍进行年度审计的制度。
当然，在大多数贫困县，由于受到各种条件限制，仍然需要财政转移支付。但这种转移恐怕需要更为具体的瞄准体系。目前是通过划分扶贫开发重点县来瞄准贫困人口，财政扶贫资金是以县为单位进行分配。全国现有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主要的扶贫资源都通过相关省级政府投入到这些县。然而，这些县的贫困人口只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62%，另外三分之一贫困人口大体上不在中央政府的扶贫开发项目覆盖之下。显然，以县为单位来安排财政扶贫资金，存在重大漏洞，未来似应以乡镇或村为瞄准单位。当然，如何保证资金在经过几级政府之后不出现太多渗漏，这是对财政制度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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