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行政力量不宜过多干预学术评价

　　作者：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利于学术发展、知识创造的制度环境，我们花再多的钱，也不可能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长城被指剽窃一案，武汉大学行政部门已介入调查。这起学

术道德争议是否应当由行政部门来调查，已经引起质疑。正如大多数人所具的共识，学术的事归学术，学术评价和争端应当由学术组织，例如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校外的专业学会等进行裁断，这是“学术自治”的应有之意。用行政力量干预学术评价，助长了行政高于学术的陋习和偏见，不利于学术共同体和共同文化的形成。

　　这起事件最可圈点之处，是似乎应当感到理亏的周

　　围绕周案显然存在着“权力之争”，一些教师不满意周出任副院长和打算担任系主任，这些意见已经公开表达。应当明确认识，围绕基层领导班子调整，知识分子希望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教师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和介入干部选拔过程，是教师正当、合法的民主权利，不存在“争权夺利”、是否道德的问题。也许，真正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干部考察和选拔是否尊从和体现民意，是否有相应的制度和程序选拔出得人心、有能力的干部。

　　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几位法学权威的集体“出走”，同样有学院领导干部调整的背景。或许，可以把此类事件视为高校“参与危机”的信号。博导出走之类的事件虽属个别，但由于用人不当造成对人才和学术的伤害却相当普遍，已经开始影响高校学术生态、学术水平。我们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它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活动为中心的；但高校对知识分子和知识生产的管理仍处于前现代化的状态。

　　新公布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任务。高等学校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而不是永无休止地盖大楼、建新校园。高等学校不是行政机关，高等学校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其管理的对象是中高级知识分子，管理的目标是产生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大师。因此，高校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改革目前过分行政化、官本位的管理制度，实行以教授为中心的“学术本位”的管理。由官本位到学术本位，是当年蔡元培改造

　　自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首先在学院一级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以来，这一制度已为不少高校采用实行。

　　首先在大学的学院进行“学术本位”的制度改革，是极具建设性和操作性的。但这一改革仍需深化。例如，建议在教授委员会制度下，可以考虑首先取消学院一级的行政级别，院长由全体教授民主选举产生，并成为一种轮流担任的服务岗位。这也是世界各国大学的通例。

　　教授委员会制度向下的延伸，是建立教研室、学科组层面的学术民主，实行有教师广泛参与的民主管理。向上的拓展，是探索建立学校一级政事分离、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改革，实现“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等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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