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恶意欠薪和“恶意讨薪”刑法都应退避三舍

　　法的精神之何帆专栏

　　恶意欠薪，人人喊打，至于怎么制裁，不同人会给出不同说法。呼吁让欠薪企业关门停业者有之，要求罚款乃至“取消资格”者有之，惟恐威慑打击力度不够，刑事处罚最近也被视为最有效的解决手段。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率《劳动法》执法检查组来广州检查，便有官员再次建言，呼吁对恶意欠薪者增设刑事制裁措施。

　　官员们当然着急，又至年关，民工讨薪问题将再次与社会治安状况挂钩。施工单位抛下的摊子，如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的，如工程遇到麻烦甩手走人的，最终都得靠政府收场。处理得好，是理所应当；处理不好，则会引发种种隐患，自杀、停产、封门、堵路，都是让有关部门头疼的事。如果民工们铤而走险，更会把“讨薪”演化为一系列恶性事件。可见，解决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将是各地政府年底工作的重中之重。

　　奇怪的是，“恶意欠薪”问题还未解决，上一周，又一个新名词产生了——“恶意讨薪”。北京市建委在本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对“恶意讨薪”行为，今后将由公安、劳动部门联合严厉打击。

　　什么是“恶意讨薪”？按照北京市建委的说法，一是通过“民工讨薪”解决工程各方合同纠纷，怂恿民工以群体性讨薪为名，施加压力，甚至阻断国道交通，以达到尽快解决的目的；二是由“黑包工头”蓄意组织、操纵外来务工人员制造事端，造成群体性事件。

　　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实则存在矛盾，暗生隐患。比如，“恶意讨薪”之“恶意”该如何解释？欠薪行为中的“恶意”，是指建筑单位对民工欠下的工资债务，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或者事先明知没有履行能力，却故意骗取民工劳务。讨薪则不一样了，只要是确切存在的债务，依法追讨是民工们天经地义的权利，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恶意”、“善意”之分。依照北京市建委给“恶意讨薪”设定的含义，“恶意讨薪”显然与“群体讨薪”难以区分。这就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疑惑，莫非只要是“有组织的、群体性”的讨薪行为，就会被类推为“恶意的、被操纵”的非法行为？

　　笔者不赞同民工兄弟追讨“血汗钱”中的过激、违法之举，但民工之所以要上街堵路，甚至在闹市上演“自杀秀”，多是因为正常救济渠道的失灵，万般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情形下，问题的核心是让民工拿到钱，而非一味强调预防、威慑。单靠压制矛盾，反而会促成其愈加激化。

　　至于设立“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罪”，显然是将宝押在刑法上，希望借助严刑形成威慑。然而，这种把债权债务交由刑法调整的做法，既与现代刑事法治理念不符，操作上也有难度。拖欠工资薪酬，无论产生多大后果，本质上仍是一种不履行债务的行为。单纯将恶意拖欠工资行为规定为犯罪，可能造成下述不公:不履行其他债务，数额再大、恶意再深，也不成为犯罪；而拖欠他人工资的，只要出于恶意，就成为犯罪。事实上，目前关于民工工资发放的法规不可谓不全，投诉解决部门不可谓不多，只要加大贯彻落实力度，并非不能解决问题，对付欠薪者，我们缺的不是更厉害的大棒，而是要把已经高高举起的大棒更有力、更准确地砸下去。

　　前已述及，所谓“恶意”，也有多层含义。如果行为人事先没打算支付工资，却作出虚假承诺，欺骗他人劳力，事后逃逸的，可以认定为骗取了财产性利益。若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也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总之，无论是恶意欠薪，还是“恶意”讨薪，最终都得靠建设、劳动、工商、司法部门合作，借助多种手段，形成民工利益的维护与保障体系。在此过程中，不能使对社会秩序的过度追求，导致对社会不公的纵容。因为政府暴力不等于高效率，刑法更不是通向公平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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