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河南 高校职员)

　　针对余秋雨在网络上被指责承诺为地震灾区捐款20万却始终没有动静，其助理金克林做出回应，“余秋雨的20万捐款是通过九久读书人直接捐的，现在九久的董事长在台湾，等他回来后会和余秋雨一起联合跟媒体交代此事。”

　　此前，《北京文学》杂志的编辑萧夏林曾在博客中撰文，认为余秋雨的20万捐款是虚假捐款。作为文化明星的余秋雨无疑又一次面临严重的公信力丧失之虞。

　　有什么比名人的公信力丧失更可怕呢？面对这样的吊诡，余秋雨何以“全身而退”？公众又该成为何样的“旁观者”呢？

　　“余秋雨的20万捐款是虚假捐款”作为一种指认，当然需要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一种能打消公众怀疑的答案。要不然，这与我们遇到的众多“诺而不捐”的慈善潜规则有何区别呢？《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透露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信息：“诺而不捐”是慈善潜规则，平常年份的到账率也就7%。而众多的慈善怪相也证实了这点。

　　那么，当余秋雨捐款也要沿着这样的路线“前进”时，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会异化为名人的慈善潜规则？假如果真如此，尴尬的恐怕不止余秋雨一个人。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称，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进而认为《文化苦旅》与口红、避孕套一样是日用消费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并且还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根据这一见解，我们是否可以说“余秋雨利用慈善获得‘美丽外观’，慈善利用余秋雨获得了‘名人效应’”；而当这种做法与现实中的慈善潜规则同流合污时，余秋雨“捐款门”就成了点缀生活的“慈善口红”，也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慈善避孕套”？

　　从收受深圳豪华别墅事件、“首富”事件、青歌赛是非、“故居门”、 “大师”事件、“含泪”事件、“私通”事件到现在的“捐款门”，可以说，余秋雨先生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一直处于舆论的漩涡。这对于作为公众人物的余秋雨来说，或许赢得了关注度，但是，这样的关注度是谁的需要？公众的、娱乐的、还是余秋雨本人的？如果说那些属于学术范围内的争议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以公信力为赌注，以公众感情为筹码的“捐款门”，恐怕就有犯了众怒的嫌疑吧？

　　作为一种期待，笔者不愿意让余秋雨“捐款门”成为“慈善口红”，异化为规避道德病毒的“慈善避孕套”。但是，这种期待无疑是建立在能让公众信服的解释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