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前任或现任国家部委、央企新闻发言人日前齐聚北大，国新办新闻局局长郭卫民坦言，新闻发布工作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很多地方不尽如人意。发生突发事件后确实还有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新闻发言人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权威信息缺失或出现“雷人雷语”，引起社会质疑。(《新京报》11月10日)
眼下，新闻发言人制度越来越常态化。通过新闻发言人的披露，公众得以了解到政府运作的诸多重要信息，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在公共政策方面的知情权。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各地、各部门的全面推行，也进一步推动了政府的信息公开，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意识，从而在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不过，新闻发言人在“发言”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不发言”的情形，即“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若听任这种“不想说就不说”的现象持续蔓延，要么消极“发言”、选择性“发言”，要么名为“发言”实则“封堵”，不仅不能消除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还会抵消掉这些年来好不容易取得的信息公开成果。
作为个体的新闻发言人，当然有必要提高媒介能力和表达水平。一方面，要掌握更专业的技术水准和更娴熟的应变技巧，既要对所发布的内容了然于胸，也要掐准媒体乃至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另一方面，也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切实推动本单位、本部门的信息公开进程，尽可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诉求。
此外，关键还是要加快完善相关的制度环境，以制度的力量消除新闻发言人“不愿说、不敢说”乃至“不知道说些什么”的焦虑。很多时候，“不想说就不说”的症结，并不完全在于个人而在于制度。新闻发言人不仅仅是“一个人在战斗”，而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完备的制度：应从法律层面，明确厘清政府部门必须向社会公众公开披露的具体内容，比如，公共政策的出台程序、进展情况、风险评估，还有突发公共事件的即时信息披露、责任认定、对其他社会成员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以及其他公众可能需要知道的情况等。这些内容一定要具体、清晰、可操作，不可模糊、含混。
良好的制度环境还包括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对信息公开的敬畏。很多新闻发言人之所以成为机械的背书者，与这些部门的长官意志密不可分。这也是此次新闻发布论坛形成的“北大共识”，强调新闻发言人培训应拓展到党政机构一把手的深意所在，“一把手”不能凌驾于新闻发言人制度之上并阻碍信息公开。
当下，中国社会的媒体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日渐发达的网络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渠道。以往那种完全依靠发言人选择乃至封锁信息的情形不复存在，发言人不说，媒体和网民都会质疑，只能是延误最佳的信息发布时间，在引发公众不信任的同时，损害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一句话，与其“不说”，还不如“及时说真话”。
(原标题：发言人“不说”容易引起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