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透过《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改革的深水区如何跨越，下一步转型的重点在哪里？《环球时报》将在今明两天刊登国内权威专家对此的解读。
少些看客，警惕激进
张树华
此次改革方案的制定由总书记亲自挂帅，按计划，还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一方面显示了改革的决心，也表明了今后改革的全面性。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不仅需要经济领域的单兵突进，也需要其他领域的协调与配合。今后，中国的改革可能像当年由农村进入到城市一样，中国的改革更广阔的空间将转向社会领域。今后中国的改革“金矿”和“盈利空间”最大的可能在社会领域。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全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将是实现中国梦的主要依靠和指标。今后的中国改革需要的不再是披荆斩棘的大斧头，而是手术刀和螺丝刀，需要更加精准地分清病灶或车况，操作时有切有缝，有松有紧。
2.0版的中国改革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虽然今后的改革不一定马上带来“普惠”的成果，但旁观者的心态和看客的心理还是要不得的。不应幻想“一改就灵”，好像改革设计者掌握着神奇的“法器或开关”，一针见效。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那些叶公好龙式的激进变革思潮，鼓吹政治上杀一条血路，将改革变成全盘推倒重来。今后的改革，一方面需要精心设计，一方面需要真正反映绝大多数民众的需求，防止改革导向集团化和碎片化。
如今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定，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将要设计和出台更加细化的实施方案或措施。今后在设计和实施改革政策过程中，既要避免闭门造车，防止集团争利或部门利益；又要远离民粹思潮的压力，改革利益导向做到最大程度上面向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发展无止境，改革不停步。今后的改革，看准了，想好了，就要干起来。当然，今后10年的改革也不仅局限于《决定》列出的那些目标。比如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能上能下公务员流动机制，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共和国公务员职级和薪金制度；住房制度改革；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党内自我净化制度，提高党的生机与活力；与时俱进，完善机构和编制制度，建立中国特色的、与改革发展事业相符的机构编制制度等。▲(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
《决定》体现“治理民主”
杨光斌
针对很多国家因实行了西式党争政治而导致的治理失序和“无效的民主”，我曾提出超越自由民主理论的、由“社会参与—自主性回应—政府责任”三要素所构成的“治理民主”(governable democracy，直译为“可治理的民主”)。可以用“治理民主”理论解读《决定》。
社会参与。《决定》所要改革的领域、问题之全面、之深刻、之细致，是很多人包括我本人所没有预料到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所有要改革的领域和问题都是社会各界和社会科学所争论和建议的：比如经济学界经常批评的过去10年计划经济式政府调控，《决定》规定要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学界的显学即“协商民主”体现为《决定》中的建立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同时中国政治学针对民主化而带来治理失败所提出的“国家治理”概念则直接表述为“国家治理体系”；法学界的呼吁则直接体现为“法治中国”，回答了意识形态化的“主义”之争；人口经济学家的呼吁换来的是放开“单独二胎”……凡此种种，无论是宏观体系、中观领域还是微观问题，都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携手共进的表现。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有了初步的自主性，必然要讨论、批评和建言公共政策。
自主性回应。几乎所有的民主理论都强调，“回应”社会诉求是民主的核心。但是，任何社会的制度空间都是有限的，必定要挤压掉一些诉求；再则，一味顺应社会既可能是南美式民粹主义，也可能是西方国家的历史—现实中反复出现的不良政治，如美国的枪支泛滥。因此，回应必须是国家自主性的，有高度选择性的。比如，《决定》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强调市场与政府的平衡作用，这显然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市场神话。再比如，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相对于基于党争的竞争性选举，协商民主更有中国历史文化根基。因此，在释放社会活力的同时保持国家自主性，是包括印度、菲律宾、墨西哥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
政府责任。民主政治说到底是为了向善而不是相反，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有民主而无治理，说到底是国家自主性出了问题，政府责任出了问题。顶层设计其实不难，难的是政策执行。令人意外的是，多年来学者们呼吁重设“体制改革委员会”，而《决定》回应的是比体改委层次更高、没有任何部门利益色彩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彰显了抓铁留痕的改革决心和责任感。▲(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试验区成开放新舞台
张燕生
关于开放，《决定》有两个主题词很重要，一个是内陆和沿边地区的开放，一个是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这两个主题词离不开两个大背景。一个是当前危机后的全球变局，美国要搞TPP、TTIP、BIT2012、TISA，搞号称高标准的自贸区、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什么是高标准？就是美国的标准。同时自贸区的规则往往是排他性的。拿纺织业来说，TPP的纺织前沿规则使越来越多的中国纺织企业面临困境，如果产品从中国出口到TPP成员国境内，就会被征更高的关税，但如果产地在越南，也就是在TPP境内，出口的产品就能得到零关税待遇。这些歧视性的差异迫使中国纺织企业不得不把工厂迁到越南。
还有一个背景是回到30多年前，邓小平讲我们的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的开放，即对发达国家的开放、对新兴经济体的开放，以及对前苏东地区的开放。这次三中全会决定涉及到内陆和沿边地区的开放，如何向西开放，进而带动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发展，是我们亟须解决的大课题。其重要方向会涉及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之间如何开展合作，它们一个在东部最发达地区，一个在西部相对落后地区，这两个试验区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如何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向西开放和我国西部地区开放开发，就变得非常重要。
在宁夏建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和中东阿拉伯地区经济贸易合作的关系，这对中国有重大意义。从能源角度考虑，中东阿拉伯国家是世界石油最大生产者，而中国是世界石油最大需求国之一。从金融来讲，石油产业给中东阿拉伯国家带来五六千亿美元的贸易盈余，中国每年也有两三千亿美元的货物贸易盈余，双方可以开展很好的金融和货币之间的合作。此外，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相对落后，在推动其经济和产业结构适度多元化方面，与中国产业有更多互补性合作机会。同时，中东阿拉伯地区的资金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生态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因此双方无论在能源、金融，还是产业上都有互补性发展的合作机遇。
但如果仅靠宁夏，在人力、资本等各方面都受较大约束，如果能用上海聚集的全球优质要素、全球人才和企业来带动宁夏建设就会好得多。这很像30多年前的深圳，一个小渔村在把中国带向世界和把世界引入中国方面很好地扮演了窗口和桥梁作用。在未来30年，宁夏和上海试验区都是新一轮开放的大舞台、大窗口和大桥梁，它们对推动将来中国高标准的改革开放，具有标志性意义，我非常看好它们的合作前景。▲(作者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