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相关人员会议审议通过《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期防)、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三大防卫政策中，自2014年开始的5年防卫预算总额从23.5万亿日元增至24.9亿日元，这是日本十多年来首次增加防卫预算；新防卫大纲的基本理念被确定为“建设综合机动防卫力”，而自1995年以来就沿用的“建设有节度的防卫力”表述被放弃；在“中期防”中，还具体提及将在未来5年内补充、引进的武器装备品种、数量。
一些媒体和评论家指出，日本三大防卫政策中，许多内容涉及中国且较此前更不加掩饰，其出台的目的明显针对中国，更有人将这三大防卫政策称之为“指向中国的安倍三箭”。
这恐怕仅仅是表象，或换言之，是安倍内阁试图给外界造成的印象。
正如安倍本人多次且一贯表示的，其在政治和防卫领域的真正目标，是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而安倍对“正常国家”的定义，较以往提出类似目标的日本首相更为直截了当，即在政治上做“亚洲领导者”，重修解除日本发动战争权力的和平宪法，摆脱二战失败国家阴影，在军事上建立正常化的“国防军”，不仅承担本国防务，而且要担负“保卫盟国”职责和“国际维和义务”。
安倍并非不明白，日本当前的国家定位，是二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轻易可以撼动，因此必须为此寻找足够有说服力的“现实威胁”，才能自圆其说。而最理想的“现实威胁”，莫过于中国这个近在肘腋、历史上又曾被日本战胜过的新兴大国。既往历史的积淀、对后来居上者的恐惧和嫉妒，都可以成为营造国内“小气候”的催化剂，而所谓“共同戒备心理”，在日本决策者看来，又足以成为其在国际上争取支持和同情的一大法宝。
由此可见，所谓“安倍三箭”，其真正目标，乃是二战后日本政治、军事上受和平宪法和战后国际秩序约束的现实地位，而中国不过是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精心选择的口实罢了。
尽管这一构想煞费苦心，但成本之巨，也是惊人的。
首先，三大防卫政策提出的军备增加计划，意味着一大笔开支，而日本自卫队武备先进程度本就名列世界前茅，如今的做法，对正处于经济复苏爬坡初期的日本而言，不啻于“损不足以补有余”，能否赢得国内广泛认同不得而知，倘若和福利改革、消费税上调等挂钩，更容易遭致民怨沸腾。
其次，和平宪法在战后日本社会已深入人心，和平、非战是日本民间普遍认同的理念，日前安倍强推《特定秘密保护法》在国会通过，导致JNN民调中安倍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个中原因，主要因为该法让不少日本国民联想到旧日本时期的军国统治。安倍通过所谓“三箭”，树立假想敌强塑“正常国家”，在国内也将面临巨大的政治成本代价。
第三，日本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军事状态，是其为二战侵略历史所付出的代价，东亚、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对日本进一步武装化普遍持谨慎和警惕态度；而日本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由于当前国力不足，对日本在维持现有国际秩序(即承认美国主导权)的前提下承担更多义务，自然乐见其成，但绝不希望日本成为“亚洲领导者”。
美国也好，东亚、东南亚其它国家也罢，和中国都是既有矛盾，也有广泛共同利益，且随着中国的发展，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对于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它们当然各有想法，但并不会站在日本立场上接受日本的自我定位。安倍想通过塑造“中国假想敌”寻求“国际共识”，为日本改变战后国际秩序铺路，所需付出的国际成本，恐是他本人和日本所难以负担的。
(陶短房，旅加学者，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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