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修法也罢，呼吁公安部门发力也罢，对阻止医院暴力事件都非长久之计。因此，在强化政府责任的同时，必须检讨我们的社会安保系统。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虽然没有翔实的数据统计，但不断发生的伤医事件，确实让人感到医生正在成为一个高危职业。最新的例证是，在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嫌疑人张某持刀砍伤3位医护人员，并打伤一名保安。
对伤人者追究刑事责任，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但事后的正义救赎无法满足人们对医生职业安全保障的诉求。以往的案例更多是由于医患矛盾，似乎从根源上缓解了医患矛盾，就有望避免伤医事件的发生。但这次不同，嫌疑人住院期间没与医护人员发生任何冲突或表示过任何不满，“毫无征兆的袭击”令人震惊，更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的社会安保系统。
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安全威胁，政府的重要职责便是为纳税人提供系统化的安全保障，警察无疑是承载这一职能的核心部门。正因此，每有伤医事件发生，人们总会首先想到加强警力，一些地方也确实采取了警察进驻医院的做法。在全国两会上，还有医疗界专家提出防止暴力伤医“紧急提案”，建议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医疗机构明确列入公共场所范畴，其目的依然是强化公安机关对伤医行为的打击与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实没有明确将医院列为公共场所，这可能在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处罚中会有所不同，但我以为修法对遏制伤医案发生、保障医生职业安全没有太大意义。其原因是，伤医行为仍是人身伤害，按照“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进行处罚即可，严重者可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建议修法也罢，呼吁公安部门发力也罢，对阻止医院暴力事件都非长久之计。
社会安全是综合性系统，尤其在社会日益复杂化的今天，社会安保更是一个庞大工程，警力不可能渗入每个角落予以“在场监督”。警察进驻医院，进驻幼儿园，进驻商场，只要哪里不安全，哪里就应当有警察的身影，这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如此一来，对警察的需求可能是无止境的，别说现在警力有限无法实现，就算实现了，最终我们可能要回到“警察国家”的时代。
因此，在强化政府责任的同时，必须检讨我们的社会安保系统。不同场所、不同领域、不同单位，应有分层级的安保力量和应急措施。比如，单位的保安配备、社区的群防组织等，与周边警力形成合理的力量结构和衔接处置机制，以形成安保上的合力。但目前的社会安保远未形成系统化配置，碎片化的格局难以应对社会上的各种安全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的安全职责压在公安身上，结果只能是警察力有不逮、疲于应急。
(原标题：减少伤医案不能只依赖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