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突然宣布26日零时起推行限车牌措施，引起舆论的诸多争议。此前杭州市几次对限车牌的信息“辟谣”，尤其增加了这次行动的戏剧性。杭州市26日表示突限车牌学自天津，而此前公众认为市政府否认将限车牌是舆论对官方消息的“误读”。
这些解释未能消除舆论的质疑，但杭州市用政府公信力损失的代价，换取了该市汽车销售市场的相对“最小震动”。从信息发布到开始执行仅有几个小时，杭州市场只在26日午夜之前井喷了不到一天，从而为保证执行新措施铺就了最好条件。
这样做值不值呢？对杭州市交通管理这一件事来说，当然很值。如果事情早早公布，杭州市可能在推行前的一段时间里突增大量汽车，用掉未来相当长时间的新车牌指标，本要限车，反被购车狂潮猛呛一口。
然而杭州市的治理不光是交通这一件事。为了限车，政府豁上公信力受损，会对杭州市的长远治理造成软伤害。此外，整个国家各地政府的公信力已在互联网时代形成“连坐”，一地政府公信力遭质疑，会对政府的普遍公信力形成潜在殃及。这样算下来，杭州市的做法就很不值了。
限车牌是典型的民生领域公共政策，按说它的出台与否应当征求公众意见。这很麻烦，会为城市管理增添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相信杭州市突然限车，初衷是想把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然而这种思维方式颇值得商榷。
民主协商是现代城市管理不可缺少的元素，它不是城市的某一个治理成就所能置换的。因为听取了市民意见，杭州市多出几万辆车，这是城市应当也完全能够承受的代价。与不同市民商量而少几万辆车相比，前一种情况给人们的感受也更好。
什么是现代城市的“好”？它既包括城市的客观状态，也包括人们的主观感受。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更容易关注前者，这或许因为它看得见摸得着，标准一目了然。后者涉及城市状态与人心的互动，更难把握，但它更加重要。
城市过的就是一个“大日子”，除了要讲效率，还需气顺、和谐。政府不能是大包大揽各种责任的家长，有些事就是要和公众通气，效率低就低一些。城市治理需要公众自治能力的一定参与，这是公众的愿望。
为了把城市治理好，把整个国家治理好，政府的公信力是决定性因素之一。然而杭州的事情再次表明，很多管理者对政府公信力的意义认识不足，他们更相信权力的实际作用，更重视物质性成就，政府公信力在他们心中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
中国现在各种事情都有人抓，唯独政府公信力的建设缺少政策性规定，几乎在随波逐流。各地各部门在追求工作目标时，如果损害了政府公信力，通常不会受到追究。维护政府公信力并非官员们的一个责任事项，它也远未成为官方系统的普遍意识。
其实中央下这么大力气反腐败，推行八项规定，提高政府公信力不就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吗？真实效果也的确如此。然而大量基层治理问题不断走上媒体，仍在继续对政府公信力造成磨损。
谁都不应以损害政府公信力作为推动具体工作的代价，这应成为整个官方的普遍原则。这个问题应该得到一次全面而权威的强调，并从此得到持续的政策关照。这系关中国治理的关键性能力建设，也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社会运转的顺利程度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