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锋
每个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治理”就是用各种实力要素去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等目标。在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国际经济治理目标是强化遏制苏联的美欧政治军事联盟，并削弱苏联的经济实力。在后冷战时期，随着西方在政治军事领域与苏联竞争的“胜出”以及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治理目标是推动自由贸易、资本流通以及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世界经济政策必须遵循在美英等国大行其道的新古典经济学，必须在自由市场原则下运行。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对西方自鸣得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打击。很明显，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任何能力预测金融危机这类重大事件，痴迷于数学建模的新古典经济学是纯粹象牙塔尖上的学问，不接“地气”就难免失败。但是，虽然西方经济治理在金融危机后受到普遍质疑，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恢复政策却还是离不了新古典经济学。如果连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都无法破除西方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还能对西方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寄太大的希望么？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上，中国可着重强调“平等”。新古典经济学的极端自由市场派是不会强调平等的，他们甚至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美国共和党的经济教条即基于此)。虽然完全平等是个乌托邦，高度不平等却能对经济与社会造成极大危害，我们需要的是能激励人们勤奋工作、创造社会财富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温和有益的不平等。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征是明显的高度财富不均。据慈善组织乐施会的估计，到明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人将控制全球总财富的一半以上，这些超级富翁未来的总财产超过所有其他人财产总额的可能性也并不少；世界上80个最富有的人拥有1.9万亿美元的财产，这是世界上35亿低收入人口拥有的财产总额；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从国家和地区来看，虽然新兴市场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传统发达国家，北美和欧洲仍是财富高度集中区，在全世界1%最富有的人中，有77%来自这两个地区。
如此巨大的不平等不仅在道义上说不过去，也对全球经济的运行造成了现实的伤害。新自由主义极端鼓吹市场的万能，而在过去30年新晋的超级富翁中，占据“市场”核心的金融家们越来越多。新自由主义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而世界范围内的财富不均也是从那时开始剧增的。不平等与西方资本市场特别是金融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呼之欲出了。有些人之所以变成超级富翁，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或勤奋，而是经济模式有利他们之故。
在全球经济治理上，中国高举“平等”大旗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共鸣，也会得到发达国家相当一部分人的响应。过去30年来全球经济治理史的一大主线，就是新自由主义如何在世界各地制造经济危机的历史，也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不平等如何成为经济危机诱因并导致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历史。这种局面需要得到扭转了。▲(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