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北方，一望无际的英军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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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着炮弹的中国劳工图片

历史照片上的中国一战劳工，他们用自带或自 制的工具干活

　　撰稿／边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圣昂戈埃尔是巴黎以北两百多公里处的一个小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个矿工村。

　　从一号高速公路前往北部重城里尔或布鲁塞尔的巴黎人，绝少会往这个小镇去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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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北部的煤矿早已随着电气化的步伐一一关闭了。在这一区域的公路上行驶，时不时地会看到废弃的煤山远远地兀立着，像黑色金字塔一样，隐隐地牵扯着过路人遥远的记忆。

　　除此之外，圣昂戈埃尔只是个历史记忆的空白点，就像无以数计的无名的地方或无名的人一样，对于外部世界它们或他们无异于不存在。只有在乡间走岔了道的人才会有意外的发现，而在闹市人海中的行人则多半意识不到身边过路人的存在，这就是我们这个广袤的世界和它的逻辑。

　　谁也不会费神去记起圣昂戈埃尔的镇公共墓地里有一片英军墓，而这片英军墓的尽头有一小方墓地，里面埋了49个中国人。连小镇的居民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几十个中国人。而事实上那些墓已存在了近80年。直到1994年11月。

　　消失的历史

　　1994年11月，小镇饶勒斯·居里小学的教师托马先生带着一帮学生搞社会调查，走进这片一战的英军墓时，意外地发现了这49个刻有中文的墓碑。

　　在寻找这些墓碑来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段从来未曾被提起的历史：一战中国劳工的历史。托马先生发现，在圣昂戈埃尔的镇历史资料和他们所在的加莱海峡省历史资料中，对于参加一战的中国劳工只字未提！

　　尽管我早已知道圣昂戈埃尔以南接近大西洋的索姆省有一座规模比这大得多的中国劳工墓，也是在官方资料中唯一找得到线索的华工墓，但我必须承认促成我此行和此文的最初推动力，是这49名几乎被遗忘的中国人，和这个处于历史记忆空白点的圣昂戈埃尔小镇。

　　在法国国土上的英军墓分两种，一种是在田野或公路边单设的墓地，另一种是在市镇公墓里辟出一块墓地。在距圣昂戈埃尔30多公里的途中，在919号省级公路边，我意外地先发现了另外一个华工与印度人的墓地，那是在名叫阿耶特的村子外的一个小公墓，墓地就叫阿耶特中印墓地。说到印度人，这里要做一个解释，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也参加了一战。而中国不属于英联邦成员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打到1916年，造成人员大量伤亡。比如1916年7月1日这一天，英法军队与德国人在索姆省爆发一场热战，仅一天英军便损失了6万人，其中2万人阵亡，德军也损失了2万人。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所有能上前线的人，都被送进了战壕。人力资源不足，促使英法政府鼓动中国参战，在直隶和山东设招募点，十几万中国劳工便抱着到外乡去赚点钱的单纯念头，陆续被送往血与火的战场。

　　墓地掩在村外的一片杂木林中，离开公路，拐进林中一条僻静而泥泞的小路，走一小段，便看见路左矮墙中的白色墓碑。路右边的杂木林望出去是一片绿色的牧场。这个4月的中午，四野寂静，只有风声鸟鸣陪伴着这些孤魂。

　　中国人集中在墓地的左边，有54人，右边是印度人的墓。我看到一块墓碑上写着：刘子有，直隶沧州县人，死于1918年3月22日，这最后一句是英文。在碑头的中文字“流芳百世”下面是英文“A good reputation endures for ever”(好名声永远流传)。我不知道在86年后的今天，这个名字是否还对某个家庭具有意义？而这个家庭是否知道他埋骨于法国西北部这个偏僻的村庄？阿耶特对于刚才我探路时寻问过的那个中学生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她甚至根本不知道村后有块中国人的墓地。但对于这个叫刘子有的中国人来说，阿耶特不同寻常，他的生命之旅在此戛然而止，纵然有千万种理由，这个直隶人都不该将年轻的生命投向这万里之外寂静无声的墓地。

　　所谓劳工参战，进而使中国在1919年莫名其妙地成了战胜国的一员，不过是我们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就像我们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阿Q”式的浮夸和自我安慰，使我们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看不清对手更不明白自己，进而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五四运动的爆发，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糊里糊涂地派十几万人去送命，参加一场与我们无关也非我们力所能及的战争，进而奢想战后可以被列强平等对待但终究幻灭的结果吗？

　　这样的思绪从一开始便缠上了我，而且始终没法偏离这个视角。

　　只有墓碑证明

　　离开阿耶特，很快就到了30多公里以北的圣昂戈埃尔镇。这个镇一战时几乎被夷为平地，从现在参差不齐的房屋建筑，可以想见当年被破坏的程度。它当时距前线只有4公里。在北方各省，你是很难找到未遭炮火毁坏过的古城的。

　　这个镇公共墓地有一半划给了英军墓，使得这个长方形的墓地被一分为两个细长的条块，而中国劳工的墓在一个细长条的最里面。在每个英军墓都设有登记簿，上面可以找到英军阵亡者名单，但中国劳工的名字一个都没有列在上面。80多年来，也许还从没有一个来自东方的探访者走进这个墓地。49个魂灵在宏大的历史天平上太轻了？这几十个来自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就像近百年后的今天淹死在英国海滩上的福建农民以及几年前闷死在英国多佛卡车里的浙江农民，中国苦力的命运难道有过一个根本改变吗？我站在这空无一人的墓地，几乎可以感到这49个灵魂的无奈与寂寞。我想到“生命无法承受之轻”那句话。

　　1916年12月第一批来到欧洲的中国劳工从法国勒阿弗尔港下船后，便被塞进装货的闷罐车。他们穿着蓝布短袄，灯笼裤，腿上绑着绷带，头上戴着带皮耳遮的无檐圆帽。这是我在信息爆炸的法国找到的对当时中国劳工唯一的一份描述。这些面黄肌瘦的黄种人背着扁担、箩筐，推着独轮车，他们走起路来迈着碎步，绝大多数人生平没有见过飞机。可以想象，在炮火、地雷和轰炸机的环境里他们是多么地惊恐。当地居民对他们并不友善，这些未开化的黄种人让他们害怕。何况他们是“劣等民族”，英国人用棍棒打他们，就像打狗一样。他们的营地就在圣昂戈埃尔边上的另一个镇子布维涅，现在那块林地已成私产，除了几棵树干上留下一些小船或动物的刻痕，让人大致可以判定劳工营的方位，其余什么都没有了。只知道他们最初被埋在营地附近的田里，1920年8月才迁到圣昂戈埃尔的英军墓地。没有关于他们生平的任何记载，恐怕山东或直隶老家知道他们西行的人也早已不在人世。只有这49块石碑算是他们存在过的唯一的证据。

　　苦难的记录

　　我这次北方之旅，自圣昂戈埃尔后，自然地变成了一次墓地之旅，因为沿26号高速公路继续往西北方向走，一路上都有华工墓。法国西北面的北方省、加莱海峡省和索姆省是一战时英军的地盘，人称西线，华工墓主要便分布在这一地区。在参加一战的14万华工中，英军是主要雇佣者，旗下有9.6万华工，另有3.7万华工在法军旗下，1918年又有7000华工为美国军队服务。

　　距圣昂戈埃尔西北10多公里处的肖克镇，就有一座英军墓地。要不是事先有备而来，并且在入口处登记簿上查到，很难想象这座建在镇外一片田野上的墓地埋葬着16个中国人。我仔细看墓碑，吃惊地发现：16个人中，有12人死于同一天——1918年5月29日。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英国人和法国人并没有按合同对待他们，让他们只做工或务农，而是让他们挖战壕、掘墓埋尸、到战场排地雷。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都压在他们头上。一战时英军射出的炮弹，由于技术不过关，有30%落地不炸，到战场清理这些炮弹，自然是中国人来干。现在已无从知道这12人是死于地雷、炮弹的意外爆炸还是飞机的轰炸，他们已无言于世。在法国浩如烟海的一战回忆录中，没有人提到他们；那么多的电影、小说，没有人讲述他们的生死。他们的存在与消失，显得无足轻重。

　　再往西北走30多公里，在朗格耐斯镇中心的公路边上，也有一片很大的英军墓，里面埋了2800多阵亡将士。一走进去，碧绿的草坪上，绵延的白色的墓碑一个接一个，整齐有序地排列着。英军墓有别于美军、法军、德军墓，它的墓碑不是十字架型，而是长方型带弧顶，类似于中国的墓碑。我是在法国首次看到了这种密密麻麻排列着石碑、有时大得一望无尽的军人墓地的。这种场面令人惊心！在这块土地上，光英军墓就有1000多座，还仅仅是一战和二战的军人墓。有时路左是一片英军墓，路右便有一片德军墓；这个村子有一座美军墓，下个村子就有一座德军墓。我可以想象后来的英美游客看到这样的墓地，走在这片白色墓碑的海洋里，会激起一种怎样的爱国情绪？当初出于人道主义建墓的人，大概没有想到这些墓要比任何东西更能教育后人什么是和平的可贵和脆弱。

　　在墓地正首右边的一个角落，我找到了64个中国劳工的墓。可悲的是，这些华工墓给我的却远远不是爱国主义的提醒，而是一种更深更沉痛的东西。又有17人死于同一天：1918年5月18日。看来在1918年11月停火之前，战斗是异常激烈的。从几个墓地的情况看，中国劳工主要死于1918到1919年，1918年多半是被炸死，1919年则有炸死，也有死于吞噬了几千万人生命的西班牙流感。我曾在一份资料里看到一则稀有的记录，那是经历过1918至1919年冬季的老人留下的：这些可怜的中国人没有御寒的冬衣，经常是赤足行走，吃得很差，挤在没有任何卫生设备的集中营里，任何与当地百姓的接触都是被禁止的。这一切与当时联军为了宣传给中国劳工拍的官方照片上所表现的真有天壤之别。别人出于自己的目的做这样不实的宣传尚可理解，而我们自己人为什么也顺着这个调子，只讲中国如何光荣参战，而无视这些生灵的苦难呢？

　　全欧最大华工墓

　　再向西北走不远，就是吕明根公墓。吕明根是个小村子，这座只安葬中国劳工的墓地很小，在村后的田野里用矮墙围成一块方地，75个中国人就埋骨于此。四周极静，没有一个人，连狗吠声都没有，只有开垦了一半的荒地。墓墙外面的荒草长得很高，在风中沙沙地响着。没有英军墓通常的高大十字架，只有两棵细长的树，一左一右护卫着这些客死远乡的人。

　　我继续沿26号高速公路，在大西洋边的加莱转上沿海南下的940号省级公路。沿途有埋葬了203名中国劳工的雷巴拉克英军墓，再往下走是葬了160名中国劳工的圣埃蒂安奥蒙英军墓。直到傍晚来到索姆河口的诺莱特村。这里有一座全欧最大的华工墓，它与吕明根华工墓构成两座唯一单埋中国人的墓地。

　　在一望无际的牧场当中的这座墓地远远看去非常显眼，因为它除了围墓的矮墙，正中还有一个中式牌楼似的门。它的原址就是当时中国劳工的营地。英军在西线最大的后方基地位于距诺莱特村不远的阿布维尔城，而与诺莱特村几公里之隔的索姆河上圣瓦莱里镇，就是英军后方最大的港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里做工的华工最多。

　　除了这个牌楼似的石门，这个墓地与我们刚才看到的华工墓没有什么差别，绿草地，白色长方形的墓碑。里面埋葬了从1917年4月到1920年3月间死亡的842名中国劳工，几乎清一色的直隶和山东人。

　　旧日营地已经片瓦无存，只知道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劳工营，有成排的供居住的木棚，有厨房、监狱，甚至一所医院，说是医院，不如说是疯人院，因为那些从宁静乡村来的中国人目睹前线战斗之惨烈，又遭受飞机的轰炸，眼看着同胞惨死或负伤，精神受刺激发疯的人就关在里面。诺莱特村现已不在人世的老居民曾回忆过：敌机轰炸营地后，中国人发出的尖叫声不绝于耳，他们拉掉封住营地的铁丝网，向外奔突。大约有9万中国人先后在这个营地住过。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他们“苦力”，我在法文里看到coolie这个名词，一查出处来自英文。没有什么比这个词更能代表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屈辱了。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外出做苦力了，那才真正是中国人可以自称富强之时。

　　当时一个苦力签的合同是做工3年，每天工作10小时，没有休息日，每天的工资是一个法郎。就算那时的货币比现在值钱，他们所付出的，也远远超过这微薄的所得。何况他们往往被当作劣等人种对待，他们的肤色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如果反抗不从，则可不经审判，格杀勿论；如果逃跑，抓住后，就被打死论处。

　　现在这绿草如茵的墓地，当然不会有一块石碑或一枝花木，让你去联想这些。这些都是不可告人的。它随着这段无声的历史变成了无字的、硕大的“沉默”。

　　完好保存的缘由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劳工的墓被这样完好地保存，既然中国人的命贱如草芥，为什么他们的墓被这样妥帖地维护着？冥冥中是怎样的一种力量，使他们没有像灰烬一样在这个并不给弱者多少声音的世界最后消失？

　　我想应该感谢一个人，此人叫费边·韦尔，英国人。1914年，他在法国领导红十字会一个英国分支时，发现清点和记录阵亡战士墓的工作相当混乱，他便有了一个想法，一个并不复杂的想法，成立一个机构，专门从事永久纪念阵亡者的活动。他出身贵族，在英国上层有影响，这个建议很快便被接受了。1917年，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私人机构，因而它尽量保持非国家机器的身份，尽可能抹去意识形态色彩，而以人道面目出现，盎格鲁-撒克逊人做事一般都有这份细心和聪明，不能不让人佩服。但实际上它并非与官方没有一点牵扯，因为它的费用全部由英联邦各政府支付，其中英国政府出近80%的大头。费边·韦尔当时提出了一个原则：不分种族、不分军阶、不分信仰、不分战争地纪念所有战死者。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根据这个原则，你走进任何一座英军墓，所有阵亡者的待遇都是一样的。中国劳工不管生前多么受歧视，死后和英国人一样，唯一的不同是墓碑上多了几个中文字。

　　这些中文字是最后一批劳工在1919到1920年间，为自己同胞刻的。可惜的是，一些随着岁月损毁的墓碑被替换后，中文便消失了。我在采访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法国分部时，特意问了这个问题。他们也意识到这个缺憾，目前已决定以照片存档的方式，在今后换墓碑时，尽量以原貌复制。

　　这个委员会还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尽量在阵亡点建墓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华工墓零零落落分了27处；而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在世界100多个国家管理着2500个墓地。

　　我个人以为，费边·韦尔最英明之处，是第一个提出要为战士个人建墓，而不是为国家机器建一个集体的纪念碑了事。这就使得阵亡者的命运超出了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时代的限制。在这个不变的原则下，每一个尸首尚存的战士都有一个独立的墓和墓碑，即使是失踪的人也有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专门为此建的纪念碑上。总之一个宗旨：要让这些未能活到天足之龄的人的名字得以永存。这是活着的人能为他们做的最起码的事。因此在每一个英军墓地，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的，都能看到一块十分简朴的方碑上写着：“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他们的名字永存”。

　　另外保存阵亡者的资料也是其职责之一，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幸运地找到当年为英军服务的华工墓的地点、数目。相比来讲，当我打电话向负责法军墓的法国老战士部寻问华工墓的情况时，得到的答复是目前尚没有任何数据和资料。

　　历史的可笑之处便是，我们到最后还得感谢英国人，当然并非同样一批人。

　　我的旅行最后在夜幕中停在了索姆河上的圣瓦莱里，我沿着堤岸向河海交汇的远方眺望。军舰、货船早已不见踪影，连同昔日在码头上忙碌的中国人的身影。剩下的只有游艇、观光客和灯火辉煌的饭店、咖啡馆，伴随着那恒久不变的的欲望和千差万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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