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 上海师大历史系博士生
在网上看到“一对夫妇离婚”的新闻。在离婚率跟GDP增长率齐头并进的年代，“离婚”也能成为新闻，是因为女方痛诉了一段特别的家史：博士丈夫每次都乱挤牙膏。看到这里我不禁有些紧张，因为自己正在水深火热地写着博士论文，每天都在忍受“挤牙膏”的痛苦，而且挤的常常是空牙膏。再看下去才发现误会了，“挤牙膏”不是比喻，它指每天生活
中都会遇到的一件小事。女方这样描述博士丈夫的坏毛病：每次挤牙膏都不是按照正常方式从下往上挤，而是从中间挤。
从中间还是从下面挤牙膏，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为什么丈夫如此“顽固不化”呢？中国有句古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则有一套“惯习理论”：形成惯习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改变它也非常困难。他还有一套“资本理论”，这里的资本不仅包括经济资本，也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之类。根据布迪厄的研究，一个人的资本(比如学历)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但惯习(比如挤牙膏)却不会随之而变。虽然读博士比挤牙膏辛苦得多，但男方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却改变不了挤牙膏的方式，这并不奇怪。
因为挤牙膏而离婚的博士大概并不多，但因为惯习而分裂的知识分子却大有人在。事实上，惯习通常是偏好问题，而不是对错问题。夫妻之间以感情维系，需要惯习的协调；知识分子之间因为惯习不合，自然也可以不交往。但有些知识分子喜欢把“惯习不合”化妆成“正义与邪恶”的大是大非，就有些混淆视听的感觉。《世说新语》有则故事：管宁和华歆一块锄菜，在地上看到金子，管宁把它与瓦片一块锄出去，华歆则把它拿起来扔掉；两人同席读书，外面有华丽的车马经过，华歆跑出去看热闹，回来却发现管宁把席子一分为二，认为他没有当自己朋友的资格。
上面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管宁割席”，后人常常用它说明管宁的“一尘不染”。一个人有权利对金子视而不见，也有权利不管窗外喧闹，但似乎没有必要严格按照自己的“惯习”筛选朋友，更无必要把它上升为“道德问题”。其实，那个跑出去看车马的华歆道德水准还是相当高的。《世说新语》另外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是，他和王朗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求救，华歆有些为难，王朗则搭他上船；当情况危急时，王朗准备舍弃那个人，华歆却表示既然已经出手相救就没有半途舍弃的道理。写到这里，《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感慨：“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他并没有在管宁割席的故事后面说：“世以此定管、华之优劣。”看来，老刘是个明白人，他很是清楚“惯习”问题与“是非”问题的界限。
一个妻子可以不容忍丈夫从中间挤牙膏，但一个知识分子却不能把别人不刷牙说成“道德败坏”，那最多只是一个“卫生习惯”的问题。
龙应台“当官”记(一)
林达 一对夫妇作家的合用笔名，现居美国
一月底，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听到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的一次演讲。她演讲的题目是：文人参政的感想。
首先想到的竟是，时间过得真快。
龙应台是我喜欢的作家，陆陆续续地买过一堆她的书。后来就见报纸上轰轰烈烈地报道她应台北市长马英九的邀请，出任市文化局长的消息。之后，报上的风浪渐渐归于平静。作为一个作家，她好像就从读者的视线中远去了。现在，重新见到一个作家的龙应台，当面听到她讲述自己的当官经历，才注意到她的这次身份转换，有整整三年半时间。的确，比我感觉的要长久得多。我原来以己度人，料想她不过是“玩票”，“玩”个一年半载也就走人了。没有想到，和我相比，她是个远为认真的人，走的时候，心里还有很多遗憾。她说得实在：其实许多事情还刚开了头，却没有做完。
龙应台讲到自己当初走进了一个悖论。她给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在体制外持独立批判立场的人。而她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却走进体制“当官”了。她对自己的理解是，在她走进去的一刻，她就必须暂时放弃了自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这个时间段里，成为一个完全的“官员”。虽然她也讲到，自己其实对于官僚体系是如何陌生，对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是多么估计不足。但是，她就是这样彻底地走进去了。一去三年半。
龙应台文人参政的经验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她虽然在进入官场的同时，就暂时放弃了文人的身份和批判立场，但是，她却依然是带着文人的理想和观照、带着她文人的观察力和思考习惯，进入这个操作构架的。一方面，她在尽自己的力量，一砖一瓦地搭建着她热爱的家乡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她也在考量着这个制度的运作。
自由是人类的本能追求，民主制度则是人类在试图保障自己的自由时，做出的一个相对选择。在民主制度还没有实行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地会把一个相对较好的目标抽象化和理想化；我们会无暇去探讨这个制度具体运作的艰难和困惑，尤其，它其实还是从外来文化移植而来一棵制度之树。在还没有得到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切困难都还是遥远的、过虑的事情，甚至觉得如此细究是败自己兴头。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宣扬，鼓舞士气。但是，这种抽象和理想化，也很容易走向简单化。使得人们期望过高，在它真的来临之时，面对民主制度运作的复杂性，手足无措，甚至因过度失望而走向它的反面。
因此，在今天，能够有一个目光敏锐的作家，先替我们深入一个民主制度的运作中心，又出来谈谈自己的感想，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那么，龙应台看到了什么？她最大的体会是，台湾从专制制度中走向西方民主制，并不等同于它已经获得民主自由。在建立民主制度之后，原有的历史文化惯性会依然禁锢人们的心灵，使获得自由成为一个艰难的漫漫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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