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老人组建遗体捐献俱乐部 号召为科学捐躯

俱乐部的经费不宽裕，老人们劝人捐遗体，无论多远，都是骑车来回。中为于佐良　　徐建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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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捐献遗体　　徐建新／摄

　　老于的特殊“爱好”

　　“我是老于，专干捐遗体的那个老于。”老于抓起电话，对记者自报家门，“现在俺们成立了俱乐部，有办公室和电话了，十几家媒体跑来采访。”

　　老于叫于佐良，今年75岁了，入迷一般地对捐献遗体产生了兴趣，令老于高兴的是， 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与他有同好。这群人可以在任何时刻，甚至可以边啃馒头，边聊遗体器官。

　　“辽宁省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俱乐部”(下称“俱乐部”)位于沈阳铁西区一幢老式苏联建筑里，租的是一套两室房，台阶凹凸不平，走廊昏暗。

　　接待室里，“生为祖国做贡献，死为科学再捐躯”的横幅高高悬挂，于佐良和盟友们围着四张旧办公桌，显得很忙。

　　俱乐部是在原老年自行车队基础上组建的，老于说他们得到了辽宁省红十字会的口头支持。俱乐部里现有固定成员6位，职业分别是：抗美援朝退伍军人、退休工人、教师、医生。他们自己大多已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干活的宗旨是“帮助捐献遗体者实现愿望，监督接收单位对遗体使用情况，宣传使更多人参与其中”。

　　自从俱乐部被媒体报道后，已有两三百人来电或来人咨询。3月5日，记者在俱乐部里采访时，电话来了，一个19岁的女孩从遥远的河北沧州打听捐献遗体的事情。于佐良很激动，声音都哽咽了：“姑娘，这是好事，得表扬你！可是我们距离太远了，帮不了啊。”

　　放下电话，老人竟当着记者的面哭起来：“献不成遗体的人，心情都相当难受，我懂那种心理！”

　　大多时候，老人们的动员劝说工作都是顶着“忌讳”，迂回找突破口，否则，“一句话就能给你撞到南墙去”，有时还得被迫“杀熟”。

　　老于一次赶上给一友人送灵。事后，几个亲戚朋友围聚感慨：这人死后也挺麻烦。机会来了，老于凑上去接过话，“是啊，像我献了遗体就没那麻烦事啦。”

　　几个陌生的年轻人在边上听到了，就问：“老爷子，献与不献，你能落着啥？有多大改变？”

　　老于就乘机宣传：“只有大伙推动才能促进社会进步，这是发展必然。”

　　两年前，老于46岁的大女儿肺癌晚期，于佐良竟然建议病床上的女儿捐献遗体。周围朋友纷纷指责他这个父亲，太残忍了！

　　“人固有一死，我也无能为力。”回忆起这段伤心往事，老人很平静，“因为当初我要献遗体时，全家只有她赞同，我知道她有这个觉悟。”

　　“爸，还说啥，献遗体呗，我还献角膜。”病榻上的女儿果真没有让他失望。

　　如今，女儿的遗体已用于中国医科大学的解剖教学，老于四处呼吁捐献遗体多年，这是他以理服人的佐证。

　　俱乐部成立后，来咨询的人不少，可真正落实的不多，老于对此很上心。譬如退休后开小卖部的韩大妈，上海人，思想观念开放，有过捐遗体的念头，老于就主动和她联络。

　　小卖部距离老于家20公里，老于骑着自行车来回跑。第一次，韩大妈嫌办理公证手续太繁琐。事后，老于打听到大连医科大学不需要公证，赶紧跑去通报。老人们有什么信息，都是亲自拜访，生怕电话里有遗漏。结果韩大妈又说孩子们都不同意。“对于这些没办理手续的人，我们要随时保持联络，生怕还没定下来就去世了。”老于说。

　　记者陪同老于再次前往韩大妈的小卖部，他要把俱乐部成立的情况告诉她，“大姐啊，咱不忙办手续。多个认识，有个联系就行，我也愿意跟你唠嗑。”

　　这是老于总结出的工作经验，“捐遗体不是说做就能做，太直接干脆了不行。得靠感情联络。”

　　他用了一个不太准确的比喻———捐献遗体就是“废物利用”，全当死后做一次大手术。不过，他深知这完全要尊重个人意愿。只有达成共识，才可能对话。

　　辽中县茨榆坨镇有个68岁的老铁匠，患脑血栓，多次和俱乐部联系，想捐献遗体，但是孩子不同意。1月底，老人突然来电说孩子工作做通了，让他们赶紧过去办手续。零下20多度的气温，老于和81岁的金大爷坐了两个多小时长途车赶到了。老人的孩子却在电话里甩下一句话：“爸，先别办手续。他们是做什么的？动员你签，是不是在其中得好处啊？不办！”两个老人“灰溜溜”地回来了。

　　“劝人捐献遗体，我没有任务，却要执著。”老于坚定地说。

　　捐遗体好比做手术

　　老于在遗嘱中写道：“我的一生没有为人类做出什么贡献。病亡的惨剧一幕幕印入我的眼帘。假如每个患者都能及时得到对症治疗，就会摆脱死神。”

　　“可能我意志薄弱，好冲动吧。”同情转换成为自我奉献，并为之奔走，老人如此平淡地诠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献遗体好比做一次大手术”，他不仅告诉自己，也不断告诉别人，但这话说服力还不强。几十年来，老于一直业余自修医学知识。“我家里的那本《解剖学》还是1950年代版本。”他骄傲地说。也正因此，让他在劝说中增添了可信度。

　　据老于介绍，能产生对话的大多数人，都是对遗体捐献有一定的认识，但又内心充满顾虑：“死后是不是让人割得乱七八糟，像剁猪肉似的。”很多人因此而退缩了。

　　“医学解剖都是有结构的，往往针对某个器官入手。”老于常常这样告诉对方，“就像手术一样，只是解剖的面更广。主要让医学院的学生们看看骨骼、血管、神经等真实器官。例如三叉神经，三部分都位于哪里？医生只有了解清楚，才能对症医治。这样就不会出现割阑尾误割输卵管的医学失误了。”

　　80岁的何大爷当初就是带着疑问反复地跟老于沟通。等记者见到何大爷时，老人脱口而出的话都是一套套的了：“生命无常，岁数大了，我一生没作多大贡献，死了能有点贡献就行了。动物之间受伤了，还互相用唾液舔食疗伤。人的肉体有限，精神无限。”

　　也有的人担心，“医学院会怎么对待尸体，解剖后在哪里火化？省得孩子们成天说是试验品。”韩大妈就带着这样的顾虑。她父亲的遗体捐给了上海医科大学，医科大学给这些捐躯奉献的人们专门设立了纪念碑，供世人瞻仰祭拜。上海是全国进行遗体捐献工作起步最早、实施最好的地区。韩大妈为此一直抱怨沈阳的落后。

　　老于给韩大妈讲起自己从报刊杂志上看到的资料。日本每年对捐献者都有公祭活动，医学院学生使用遗体前，都要鞠躬，态度毕恭毕敬。“我们现在正式成立组织，任务就是负责办理捐献遗体手续，监督接收单位对咱们的态度、礼貌和道义。现在中国医科大学已经在解剖室里设置了灵堂。”

　　什么因素导致一些人们产生捐献遗体的念头，老于认为主要有几方面因素：认为捐体是时尚；觉得操办丧事太耗费金钱和精力。他想通过俱乐部把有着共同理想的人联合起来，打造新的遗体捐献文化。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俱乐部，但自去年12月16日成立以来，只有十多个人办理了手续，成绩实在微乎其微。

　　大多数人不理解，使工作运作起来很艰难，其中包括俱乐部成员的亲属们。王老师的爱人就说，“你们玩点啥不好，整日喜欢玩死人。”

　　俱乐部有了办公室后，大家也不敢把牌子挂出来。因为此前已经有邻居询问，是不是屋里就摆放着尸体？

　　能用的器官尽量利用

　　相比这些社会的不解之声，让老于感到不解的是有关部门的支持力度。当初，他如愿以偿办理完捐献手续后，心里觉得“空荡荡”的，感慨一个人捐献力量太有限，他决心寻求政府部门有力的支持。

　　老于前后反复跑了四五家相关单位，看沈阳市有没有负责捐献遗体的机构，可得到的回答都是：“你是干啥的？我们单位不搞献遗体的。”

　　“各地都开展了，为什么沈阳不推动？”老于感到困惑。

　　辽宁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态度是：绝不反对，只要有能力就做，但由于省内还没有立法，又涉及道德伦理的敏感问题，不敢轻易涉足此领域，而且也要谨慎考虑民间推动此事后可能带来的其他问题。

　　目前，俱乐部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医科大学和大连医科大学两家接收单位。后者提供了一定赞助，帮俱乐部租房子。“不过只付了半年，水电费还是我垫付的。”老于提及经费很心酸，他经常骑车出门拜访老同志，无论多远，都要再骑回家来吃饭，就为省下3元面条钱。一个月500多元的退休金，他生活并不算宽裕。

　　现在俱乐部刚起步，接受了不少媒体采访，“只有更多人了解，人家主动找上门来，才好做工作。”其他成员们都信心十足，纷纷表示，这把年纪，不图名不图利，相信俱乐部不会短命。

　　遗体捐献主要有三项用途：一是用于教学；二是科研；三是器官移植。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负责遗体捐赠的主管人员那里得知，红十字会运作下的遗体捐献，主要用于教学和少部分的眼角膜捐献。至于器官捐献，要等国家脑死亡法出台才可实现。

　　“其实我们既想捐遗体，也想捐器官。”这是志愿者们的共同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受到目前国内法律的阻碍。生命活跃器官如肝、肾、心脏，对摘取、移植时间要求非常苛刻。我国目前还是以心脏停跳来定义死亡，这样使很多器官失去了使用价值，捐赠就没有意义。

　　老于他们经常翻阅资料，比较中外发展的差距。按国际惯例，发达国家医学院每4个学生使用1具尸体；而国内医学院现状是，有的学生根本没有使用过，或者几十个人使用1具，供需比严重失衡。在一些发达国家，司机的驾驶执照上都会注明执证人是否愿意在发生意外后捐献自己的器官。捐的话，在第一时间，接收单位就会赶到。

　　那样的梦想还太遥远。老于们只是希望民间能先做一点，然后相关法律尽快出台，让更多的人具备这样的觉悟和认识，并按程序实现自己捐献遗体的愿望。□本报驻京记者　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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