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类人孩”语--我的《非常道》

　　余世存／文

　　文明的乡愁

　　我国的现代化史是一部过于漫长、充满罪与苦的历史，阅读这部历史，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受这么多的苦 难？有什么能做我们向导？对我个人来说，向导是有的，

那就是文明，是乡愁。因为这样的向导，使我在翻检近现代历史人物 的行状时，常常停留长久。

　　由于个性使然，我从来关注个体的身心安置，自然以为在现代转型的成就里，个体的心智和权利如何是极为重要的标 识。他们说过什么，如何说，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成为我研读并愿与人分享的内容。到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 ：类人孩。

　　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 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今年跟鲁迅，后年就跟“哈哈哈”

　　现代转型是一次成人革命。在我国的现代化史上，“五四青年”占有着重重的一笔，由于转型的艰难，这些“青年” 也最终没有精进为成人，他们走上社会，仍主动或被动地沦为“类人孩”状态。

　　最悲惨的，“类人孩”们永远在学习，在准备生活，在改变认知，在吃亏后又长一智，如陈独秀、胡适一生的流质多 变不亚于梁启超和郭沫若。“类人孩”们把每一次获得的认知都当作真理或终极信仰，今年跟鲁迅站在一起，后年就跟哈哈哈 站在一起。今天他告诉追随者，读萨特读错了，应该读福柯；明天他告诉同胞，市场有着缺陷，管制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在有责任感的历史人物身上，比如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人生选择里，能看到“类人孩”般的识见起了关键的 作用。

　　孩子在学校里作文，表演，代圣贤立言；“类人孩”则在社会上作文，表演，代主义和问题立言。“类人孩”跟孩子 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 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不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

　　这也是我愿意跟读者分享的缘由。我们的现代化史充满了悲喜剧。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一生都 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 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

　　告别“类人孩”

　　我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李慎之先生，他生前常说太寂寞的时候，我有时去陪他聊天，他会托付我留意一些事，其中 之一，就是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本书就是我努力选取的可信历史。想到像李先生那样的智者 ，到晚年仍为“这个体制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一类问题折磨不已，我就会为“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锥心之痛。

　　当然，“类人孩”有反智、无情、伪信、恶念等等表现，但也有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等等表现，“类人孩”是一 种文明状态，又是一种人生状态，他在人生的全部表现并不是全为正面或全为负面。如章太炎，有论者以为是我们现代历史上 最可爱的最有童心的人。但这样的“类人孩”实在太罕见了。即使像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那样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 “类人孩”，也是极为稀少的。

　　正是从文明史的角度着眼，“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是的，“而今始知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 欢梦中道路的迷离”(何其芳诗语)。“类人孩”有“类人孩”的人生满足，但是，无论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童心有多 么美好，个体参与合众的民族社会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个体能够免于匮乏和恐惧，是个体能够与社会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 的交往沟通，是个体有着成人般的关怀和责任，有着成人般的自信和参与。这种现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大概只有丁文江、 鲁迅、雷震等有数的几位先贤具有。

　　天何言哉？予欲无言。本书撰写无意中相似于《世说新语》——我国文人宝爱的经典之一，但《非常道》不同于《世 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非常道》摘录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何应钦戒心日重，对他说：“敬之啊，你兼职太多，怕忙不过来吧。”何答道：“不，我忙得 过来，忙得过来！”

　　1986年9月28日，135名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成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消息传到蒋经国 那里，他沉思半小时后，才交待人召集开会。他对党政军要员们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

　　1973年，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心中不满，指使人给中央写信，揭发王洪文种种腐化变质行为， 除了打猎钓鱼吃法国大餐外，还有一个重要指控：“洪文同志在家里还使用一个黑色的进口精密仪器，从远处操纵电视机。” 那个操纵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电视遥控器。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 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 ，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 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黄侃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 ：“你还是去弄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无较好的作品。鲁迅虽为联盟尊崇，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 是作家。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问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孙中山曾说：“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俄国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所以抓住 它。美国和英国在岸上大喊，千万不要抓住那根稻草。”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高长虹到延安后不久，周扬请其到“鲁艺”作报告，高长虹看了看“周围的如花笑容，满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声 说道：“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

　　慈禧问：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

　　张召忠在中央电视台上发问：(伊拉克)十几万共和国卫队哪里去了？

　　(《非常道》?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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