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民工公判前，竟然没有上电视？
文/王海涛
3月16日，四川阆中市人民法院，搞了一场公开宣判，8名被告讨薪农民工分别被判处6至8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公审公判这种事情，曾经是很普遍的。我记得小时候坏人游街示众是一道引人入胜的社会风景。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全校师生大会上被警察现场揪出来，被宣布是犯罪嫌疑人。
具体到如今的阆中，有据可查的上一次规模更大的公审公判，发生在2009年。下面这张图，就记录了当时的盛况。
许多人对阆中在2016年还有公判这种情况表示震惊，我一点也不，因为我不是“外宾”。对于某些人来讲，把几名民工关几个月毫无意义，而让更多的人知道不当的讨薪方式可以被关几个月，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让这8个被告，在电视上声情并茂地忏悔一番，会更有意义。不知道阆中市人民法院是否曾经这样做，如果没有，恐怕是缺少电视媒体资源吧。不过，他们已经以一场公判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还是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宣传效果——很多人通过这8个坏榜样知道了“讨薪必须理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是一种长盛不衰的价值观。让被告人在街头或电视屏幕上示众，把贪腐官员的事例做成展板，与把“学习雷锋好榜样谱写成”歌曲，逻辑是一样的。总有人希望，用坏人震慑更多的坏人，用好人感召更多的好人，坏人便会少一些，好人便会多一些，长此以往，天下太平。
这种牧民之道，形式隆重，成本极低，却回避了坏人是如何成为坏人的，好人是如何成为好人的。
坏人是如何变坏的？这其实是另外的话题了，本来是不好讨论的，具体到阆中市的这个案子，法院是有公开表述的：8个被告因为讨薪被拖欠的工资无果后，堵景区大门，阻碍交通，挟持民警，向政府施压。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违法的，被判刑几乎是必然的。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等8人的行为性质恶劣，以妨害公务罪对其提起公诉。8名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犯罪情节供认不讳，对罪名亦无异议”。
当愤怒的讨薪者在法律面前认罪服法，阆中市的法治进程便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生动地告诉我们，欠薪的法律风险是远远小于讨薪的法律风险的，这就像高衙内调戏林冲的老婆几乎没有法律风险，但林冲持刀到白虎堂的法律风险是极大的。——单田芳老师常说，古往今来，皆同一理。
所以，我看网上的舆论，并没有多少人同情那8个人被判刑，而是热衷于讨论被公开宣判是否合适。我觉得这实在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如果他们不被公开宣判，你们哪里会知道有8个人因为讨薪被判刑了呢？所以，我是挺感谢阆中市人民法院的，它向我们展示了一道靓丽的法治风景。
那么，当人们热衷于谈论公开宣判的时候，人们在谈论的是什么呢？竟然有人谈人权——我觉得在一个恶意拖欠薪水可以“逍遥法外”的地方谈人权话题，是会自取其辱的，太过于“超现实主义”。我们必须去理解法院的苦衷——当你遭遇到不幸的时候，一定要“理性”承受这种不幸，否则，会有一个更大的不幸等着你。那8个民工就是这样，干了活拿不到钱本来已很不幸，却被不幸“冲昏了头脑”，然后，法律便虎视眈眈了。
这个“不幸”的循环，用一句糙话概括就是，你跟他讲法律，他往往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一定跟你讲法律。很多类似的故事似乎在向我们灌输一个道理：安于不幸，对于不幸的人而言，是一种“美德”。如果那8个人都安于不幸，景区就不会被堵，交通被阻碍，民警不会被挟持，政府不会被施压，他们也不会被判刑。我觉得公审那8个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同这个“道理”。
这样的道理是有极强的生命力的。当年朱元璋老先生就是这个道理的倡导者，他认为元末天下大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不安于自己的不幸。所以，推翻万恶的元朝之后，他还是继承了元朝的“匠户制度”。地位低下的“工匠”，世代不能“转业”，更不能考试做官。在皇帝看来，人人各按天命就是一种“美德”，用制度使卑贱者世代卑贱下去，是天下太平的重要手段。所以，我读历史的时候发现，朱元璋一当上皇帝，就迅速成了天下最大的流氓……
(首发公号“海涛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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