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仑
人一生会有三个钱包,他可以使用三种钱。
一个是现金或资产,这些东西是物化的,可以看到。比如在银行存了100万,还有100 万房产、100 万股票,这是一个可以计算的钱包。多数人每天在管理的就是这个钱包。这个钱包就像煤球,踢一脚就踢一脚,脏了烂了反正都是那么一堆。
第二个钱包是信用,你能支配多少别人口袋里的钱。比如我给某某打电话借100 万,下午钱就到账了。虽然这个钱在法律上是不属于我的,但是我能支配,也最难管理。信用资产是飘在天上的氢气球,它可以飞得很高,但也很脆弱,一扎就爆了。用了别人的钱,用得多了,也自然有人要监督你,所以这第二个钱包轻易不能打开。但老是不打开,要用的时候调动的资源就有限了。资源调动得越多,信用越大,你也越脆弱。
第三个是心理的钱包。有两种感觉决定钱包的大小,一种是情境的变化,顺利和困难时支出钱的多少会让人有心理反差;第二种取决于钱的稀缺程度和它在你心里实际占的比例,而不是绝对的花了多少钱。同样都花100块,一个占总资产的50%,一个占10%,是不一样的。
人一生在调配钱包的时候,实际是每天都在算三个钱包。做一个好的企业,是要放大第二个钱包,调整第三个钱包,守住第一个钱包。守住第一个是根本,放大第二个来促进第一个钱包的增长,最后是调整心理预期和实际的风险控制,让心理钱包总是很平衡。
第一个钱包是怎么鼓起来的呢?我算过,人一生赚的钱大概有三个“三分之一”。
第一个三分之一就是现金和资产。它靠的是专业化领域里的慢慢积累,贱买贵卖,寻找价差,通过管理慢慢增长,赚的量取决于所占市场份额、整个市场的增长。
第二个三分之一是全国人民给你发的奖金。什么时候发呢?比如在1993年以前,人民币4毛钱兑1元港币,1993 年、1994年做了一次汇率调整,1元人民币兑换1元港币,港币升值了一倍。如果你之前挣的现金资产是100块的话,一晚上就变成了200块,第二个100块没有再付出劳动,这100块钱就是全中国人民帮他挣的。
但要拿这个奖金,必须做好人,要熬得住不违法,发奖金的时候你得在;如果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你在坐牢,这事儿就没办法了。
第三个三分之一是全世界人民发的奖金。如果我有两亿美元的一个公司,符合在美国上市的条件,资本市场会给我的股票定价,以后我把股票卖了,就是全世界人民又给我发了一次奖金。
如果一个人一生做得好,这三笔钱都能拿到,就可以变成很有钱的人。当然你必须遵纪守法,每次奖励都是先要接受考察的,资本市场、法律道德都在权衡你,最后才把钱发给你。做一个好的企业,它可以挣到这三笔钱,第一笔钱靠积累,第二笔钱靠耐心,第三笔钱靠智慧。
跟钱有关的事,无非三条。一是挣钱,二是守钱,三是花钱。挣钱是美国人最有本事,美国在200年前GDP很低,属贫困地区,当时中国的GDP占全球差不多三分之一;去年2015年,中国距美国的GDP总量还差一个德国加一个英国。
想守好钱要去欧洲学。家族几百年的钱叫“老钱”,全世界的“老钱”都在欧洲。“老钱”都是有气味的,每个家族的味都不一样。欧洲最早富起来,一代一代家族的传承,变成了守钱的机器,现在靠守钱来挣钱。
比如在19世纪发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把控欧洲金融的动向,而这个家族的银行也成为有200多年历史的老牌金融银行。另外,瑞士银行连续好几年被评为“最佳私人银行”,因为它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这些欧洲的金融机构,他们替全世界守钱,守钱的技术发达到可以借此养活国家。
欧洲有一套能保家族几百年稳定的财产继承体制安排,这个体制非常科学。比如人死了,遗产想让子女花,又不想让子女挥霍,信托机构就把钱分几堆,有的放到公益基金,有的放到投资基金,有的用来养活孩子;孩子每个月领生活费,而不是一次给完,饿不死但也富不了,要想富还要自己挣。
奢侈消费、花钱都在亚洲。亚洲有钱的历史短,富起来的时间大概是100年。刚富起来的人一定是恶性消费,要过一把瘾。再高雅的人,就算是北大的教授,关他5年,让他天天都处在饥饿状态,等他被放出来的第一件事,是扑抢黑格尔的哲学论著看,还是扑到馆子先吃一顿肉?
我想一定是先吃肉——曾经太痛苦太贫穷,所以一开始消费都是先吃肉。肉吃完了喘口气,弄套好房子、好车,接着谈个恋爱,扩大消费范围,旅游、健身什么的一顿折腾;等这些也满足了,接下来该光宗耀祖了;高雅了之后玩个艺术品,搞个文化;等这些都弄完了,开始认真投资、做慈善。
很多时候,花钱跟幸福并不成正比,并不是说经济越发达、 花钱越多,幸福指数就越高。2015年幸福指数最高的几个国家都在欧洲,比如瑞士、冰岛、丹麦,美国只排到第15名而已,而且有意思的是,以色列这个经常有动乱的地方,幸福指数都在美国前面,排名11。
有时候,花钱的难度比挣钱还大。当然,如果光是吃饭穿衣的开销,难度不大,关键在于除了一般生活开支以外的花销和用度。花钱的艺术,就在于找到花钱与幸福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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