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曾被纳粹德国奉为神圣
文/袁子奇
1936年4月20日，希特勒47岁生日，德国纳粹官僚向他献了一份大礼：一本装帧极致精美的《我的奋斗》。普通人可能难以想象，这本方正超过一米的大书，是上千工匠通力合作，用了数月时间才完成的。书页是牛皮材质，一张小牛皮只能裁出一张书页。上千张书页做好以后，数百位抄写员将书的内容用漂亮的字体抄好。最后，治好的书页用生铁铸件装帧。
所以，1936年4月20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这天《我的奋斗》被纳粹德国奉为神圣，纳粹国家宣传机器将它捧上神坛，当时德国的有为青年、新婚夫妇，都会收到《我的奋斗》做礼物，即使书本身仅仅是充斥了歪理和陈词烂调的自传。很多读过的名人都曾透露，《我的奋斗》并不是一本有见地的书。2016年，《我的奋斗》版权过期，这意味着之前拥有这本书版权的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无法再限制本书的出版发行，从国际出版规则上说，该书可以在出版市场上可以自由流通了。一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里面会跑出来什么样的妖魔？在谈论《我的奋斗》的时候，我们在担忧什么？
每一个国家或者社会都有一些自身定义下的禁书，这些书被认为是不适合人们阅读的，对社会秩序是危险的。但是，很少有一本书能像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自传《我的奋斗》那样，被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视作妖魔。人们对《我的奋斗》解禁的忧惧，折射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坏的思想是否会招致恶的社会后果，即使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的思想、言论和阅读的自由是否终归是有限的，即使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恶之言论，仍然需要禁止？”——文字本身是死的，无声的。《我的奋斗》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的疑惑。从未得出答案，从而忧惧。
这还是需要从“禁书”现象本身说起。禁止某种书籍的出版发行，这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权威的行为。历史上，无非是某国政府、朝廷，或者是某一教派的教宗，会宣布某一类书是禁止阅读的。书被禁的原因有很多，主要不外乎一些政治、道德、宗教或者信息上的原因，使得一些书不适合传播。比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因为对于青少年日常规范和性行为的不当描写，一度在美国被禁。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因为冒犯了穆斯林，而被伊朗宗教领袖宣布为禁书。民国时期，《爱丽斯漫游仙境》在湖南省还一度是禁书，因为当局认为该书让动物说人话，对人类实在是一种冒犯。
不过，《我的奋斗》并非禁书。希特勒死后70年间，巴伐利亚州政府可以不向外出售《我的奋斗》的版权，刻意限制其流通。但是此书并非一直与世隔绝。二战的硝烟过后，《我的奋斗》在各个国家与语言区中的版权归属，其实很难确定。《我的奋斗》在北欧、北美、印度等地区的书店和图书管里，都不难见到。笔者甚至在国内的旧书市场里见过中文版《我的奋斗》。另外，今天该书版权正式解禁，世界多数国家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明令禁止此书在国内的出版。虽然在有些国家，《我的奋斗》早晚会成为禁书。但就目前来讲，它并非禁书，更遑论是“第一禁书”了。
该不该封禁《我的奋斗》，显然在于它一旦被公诸于众，是否会有破坏性的社会后果？《我的奋斗》之恶众所周知，它本身是法西斯主义的圣书，而且充斥着反犹太主义、德意志民族至上的狂想，和对于强权的崇拜。
一方面，法西斯主义在历史上早已是明日黄花了。在一战之后的一段时间，欧洲因为世界大战的消磨，负债深重，民不聊生。对此，议会民主制束手无策，处在崩溃的边缘。应运而生的，就是强调威权政治、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军事化管理的法西斯主义政府。在议会民主制衰微之时，法西斯主义一度成为一种近乎合法的替代策略。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国际政治环境时过境迁，国际和区域政治发展出新的秩序和互动模式。虽然这些模式远非完善，但是国家层面的法西斯主义已经失去了政治土壤。除了引起麻烦，法西斯主义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但另一方面的担忧仍然是成立的。说得极端一点，《我的奋斗》的公开，会使它成为现存的种族主义、独裁政治和极端团体的圣书；更有甚者，它还会激发新的种族主义运动和独裁暴政。一些抱有特殊目的的政治极端分子，可能会刻意曲解书中的内容，以此动员人们参与极端活动。这一顾虑并非空穴来风。当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很多社会学和人口学作品，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和马尔萨斯的著作，因为把国际关系和种族关系描述为“相互竞争、优胜劣汰”的关系，在欧洲都曾被用来证明“国家强权”、“种族至上主义”的合法性。尤其是在最近，中东动乱，大量难民涌入欧洲，欧洲种族主义势力抬头。这个时候《我的奋斗》流入市场，可能会激发民族仇恨的思潮。
那么，人们会问，为什么不在世界范围内禁绝《我的奋斗》？宣布国际上某种事物或行为为非法，这只能是联合国的职能。之前说过，禁书通常是单一国家或者宗教范围内的权威行为。统治者会认为，一本禁书，书中的思想或者情节对于已有的社会秩序来说是危险的。如果说《我的奋斗》对于人类秩序是危险的，世界当然有理由把它完全禁绝。
问题是，“为什么禁”的原因并不总在于书本身。书只是思想的载体，“蜷缩在这小小的将它封闭的平行六面体之中”(福柯语)，因为它们潜在的阅读与接受方式可能会颠覆现有的意识形态，才会被一些心胸狭窄的在政治领袖禁绝。但是在全人类的大尺度上，如果区区一本书就可以颠覆世界，那么反应出来的问题，反而不在这本书和书里已经过时的思想，而在于人性、在于整个世界的秩序为何会如此脆弱。相应的对策，也就不是单纯的禁书，而是全面的政治反思与改革。
简单禁止此书的出版，可能给人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认为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等政治恶德，从此被永远埋葬。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自身，认为国人已经具有成熟的政治心智，能够客观公正地阅读《我的奋斗》，而不受其蛊惑。但愿如此。
另外，还有评论者提及了另一种担忧。《我的奋斗》在当今世界的流通，意味着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通。市场营销是必然的：出版商和零售商为了盈利，他们需要让读者相信，《我的奋斗》这本书有价值，是值得读的。这样，书的市场运营才有经济意义。
但是问题是，说《我的奋斗》是一本“有价值的、值得读的”书，这是十分危险的。《我的奋斗》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本身，而在于人们对它批判性的阅读与反思。我们不能认为，单单依靠市场经济中一些有情怀的图书编辑和销售员，就可以说服社会用正确的方式打开这本书。有些评论者认为，人们最应该担忧的结果是，是现代市场经济与德意志法西斯虽殊途，但同归：让《我的奋斗》畅销千万册，再次成就它虚幻的辉煌——现代消费社会可以把一切拿来消费，拿来创造收益，哪怕是已经过时的罪恶。
这也就解释了巴伐利亚州政府推荐的两种使用方式：第一，把《我的奋斗》用作教科书；第二，只出版详细注释版本的《我的奋斗》。教科书之用，看似荒唐，但这正是因为人们不能信任市场流通下人们难以规范的阅读模式。相比之下，学校的教育者可以有效保证读者们——学生们——用合适的方式解读《我的奋斗》。同样道理，用详尽的注释一一反驳书里的极端言论，也是防止读者“想歪”的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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