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陶舜
近期有两个“1%”的数据可以作为观察中国的新样本,从“1%”里可以读懂中国。
其一,北京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在日趋严重。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一个循环的1%。
其二,中国全面放开二孩之后,1300万黑户(占总人口1%左右)有望转正,但这转正如今陷入僵局,有关家长普遍表示:“我很想给孩子上户口,但担心上了户口,计生部门就掌握了超生的证据,就会来找我收社会抚养费。”
两种1%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社会的两个极端,很显然,两个人群之间一般不会有什么交集,掌握三分之一财富的1%,处在中国社会的上层,假如他们也超生了要么不难交足罚款得到户口,要么就会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得到户口;作为黑户的1%处在中国社会的下层,其中有些人或许经济上已经中产,但要么不愿交罚款,想再等等新政策,要么根本就是交不起,但有一点他们是一样的,那就是权利的缺失,黑户是没有身份的人,不要说上学和就业了,连火车票都买不了。
没想到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群,因为“1%”聚在了一起,构成了梦时代的新寓言。传媒人肖锋不无幽默地说,前一个1%不一定想要中国籍,后一个1%想要中国籍而不得。幽默的背后有现实。两个1%的人群虽然各异,但它们之间可以流动,比如那黑户的1%如果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恐怕就要进入25%的底端家庭,和他们分享那可怜的1%的财富。
这几个1%的影响面都很大,将远远超过1300万人。一个人的背后是一个家庭,一个群体的背后是一个阶层,公民权利的保证需要整体的眼光,社会财富的分配更需要全局思维。
北大的这份报告名为《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是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撰写的系列专题报告,以全国25个省市160个区县的14960个家庭为基线样本,探讨民生问题状况、差异、原因和社会机制。其中显示,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种广泛使用的不平等衡量标准)为0.49。而世界银行认为,基尼系数高于0.40就代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我们需要反思造成这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
就拿个税来说,其已沦为“工薪税”起征点却很难提高,似乎背离了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广东珠海第一纳税大户董明珠曾直率地说:“有些民营企业老板私人花费的钱,都可以拿到企业报销,个人几乎没有税收”。
从教育机会、收入差距到医疗保障,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已整体呈扩大趋势,而政策会影响趋势。黑户问题之所以久拖不治,成为一个顽疾,其根本原因在于超生处罚无法真正彻底与落户问题脱钩,哪怕国家卫计委三令五申,很多地方至今仍在以户口要罚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依然存在。
我们记得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说:“‘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无论是收入差距的严重不平等还是黑户问题,我们相信在此期间都需要得到有效解决。1%的忧思,事关全面小康的大局。对于一些历史遗留的或当代重大的社会问题,读懂是一回事,解决又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对这几个1%的客观分析,有助于决策者找到妥善解决具体问题的抓手。
(本文原题《1%的忧思》 ,刊于1月18日《经济观察报》评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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