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私家梦话
新闻作为一种职业，首先要满足的是新闻人的生存需求，即新闻人做新闻，要获得收入养家糊口。
正当的收入无可厚非，但新闻人若是用手中的话语权换取金钱，则应当唾弃。用新闻话语权换利益的行为，用规范的词语表述，即是“新闻寻租”。这篇稿子，就说说“新闻寻租”。
从薪酬上来说，一个入行几年的记者，在发行量极大的报纸，工资也就是一万出头。哪怕是在市场化程度极高的顶级大报，记者的收入也鲜有超过两万的。两万，看似还比较体面，但这却是一个行业最顶级的薪水。而在其他行业，如厨师，不说顶级，就是中级厨师的收入，也要超过两万。而这个收入不到两万的记者，也许曾在地震现场冒着余震发回报道，也许曾冒着生命危险在黑工厂卧底以获取证据，也许曾在所有人享受睡眠时奔波在茫茫夜色中，也许曾帮许多股民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而他3个月的收入，却买不到北京1平米的房子。
除去顶级大报，一般三四线媒体，记者的收入也许才三、四千元。
以上说的都是合法收入。
而新闻人想取得不合法收入或者灰色收入并不困难，依据各家媒体的管理，情况略有不同。一般来说，不合法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收入分为车马费、红包、发稿费(“有偿新闻”)、灭稿费(“有偿不闻”)。除了灰色收入，还有“合法腐败”，这是新闻寻租的高级形态，下文会有提及。
不同媒体，新闻寻租的情况并不一样。情况比较严重的是官方的媒体。比如某些党媒和各部委的行业报等媒体。情况最严重的，是部委报刊的记者站。因为主流媒体的地位，以及行政级别。党媒和部委报刊的有些记者到“基层”、“地方”采访往往“官接官送”，采访后也能获赠一些各色“土特产”，“纪念品”，有时候这些“土特产”甚至可以是苹果手机。
有时，舆论监督对象，为了不让负面报道刊发，会给予记者一些好处；有时，一些单位为了刊发一些正面报道，也会和记者发生金钱关系。这些都是看得到的好处，也是违反法律法规的。
资深媒体人笑蜀曾谈到新闻寻租的问题。笑蜀说，“部委报刊所属的各地记者站，几乎都无关新闻，都是用采访换钱。有些媒体的内参，虽然不如新华社的《动态清样》，但也要送到所有中央委员尤其所有政治局委员的案头，记者站看谁不顺眼，在上面随便参一本，也够对方喝一壶的。所以，记者站惯用的手段就是，听到谁的负面消息，赶紧派记者第一时间过去采写内参稿，再毕恭毕敬呈送对方“核实”，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了。那么多批评报道最终都去哪了？都在换成一札札百元大钞之后，锁进了报道对象的保险箱，或者被报道对象烧成灰烬了。”
除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几份党内顶级大报，相当部分的中央部委、协会报刊的地方记者站都是名义上属于该媒体，实际不过挂靠而已，编制都不在媒体，媒体也不负责他们的任何费用，甚至记者站还要给媒体拉广告、拉赞助、支付“承包费”。媒体给他们的唯一的资源，就是执照。笑蜀曾在一个这样的杂志社任执行总编，他曾说，跟杂志社关系最铁的，能拿到国家版的即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关系一般的，也可以拿到杂志社自己印制的所谓采访证。有了这执照，这些“临时工”就可以横行江湖，任意敲诈企业和基层政府。所以，尽管杂志社没有拨给他们一分钱，但他们没有一家不活得有声有色。
越提倡的即是越缺少的。虽然“依法治国”喊得很响，但毋庸讳言，中国现时仍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法律一筐比不上文件一份”，既然有“文件治国”，自然也有“内参治国”。
党媒有为各级领导采写和编译国内外重要新闻的任务。这类新闻统称内部参考资料，简称内参，大都被定为国家秘密，有多种秘密等级，只供相应级别的官员阅读，为他们的决策提供参考。
国内内参主要报道重要时政动向、负面新闻、争议话题、突发事件、重要技术突破、基层民意等敏感内容。宣传部门一般认为这类内容不适合公开报道，但又必须让领导知道。
内参，让一些党媒记者能“直达天听”。
让许多基层官员认为一些记者有“通天”之术，因而对他们既优待又防范。如果得知记者准备采写批评性内参，基层官员常常对记者进行收买和骚扰。山西繁峙矿难中，就有多名新华社记者被当地县委收买(这几名记者后被新华社除名)。
如果从层级上看，直接交易金钱是新闻圈腐败的低级层次。另外有些“合法腐败”，是无法在明面上找出问题的。
中国官场有“三分做七分宣”的说法。官员的政绩，有时候需要通过新闻媒体来宣扬。这，也使得一些记者能在权力圈中如鱼得水。甚至“写而优则仕”。
按笑蜀的说法，对于一些媒体和媒体高层来说，黄金地段的一块块地皮、一栋栋大楼，进入各种暴利行业的特许权，乃至孩子的优质学位……像记者那样苦哈哈的追踪负面新闻，写成稿子一篇篇换钱，对他们来说太粗俗了，他们的寻租优雅得多，几乎跟具体的报道具体的稿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程序上没什么把柄可以让外人抓得住。
2001年春，青岛旅游胜地崂山出现大规模毁山采石现象。作为山东分社驻青岛记者，冯杰自5月起陆续采写出《崂山面临“灭顶之灾”》《崂山景区海岸线惨遭重创》等报道，被《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转载，并获有关领导批示。
报道中指出的“执法不力，责在何方”，让青岛、崂山两级政府颇感压力。6月初，青岛市政府下发专门文件，组织七个相关部门严厉打击违法采矿。同时，时任崂山区委书记王雁多次与冯杰的领导沟通，借此机会，青岛支社时任副社长刘海民与王雁建立起工作联系。
6月底，刘海民以单位需征地建设办公大楼和接待中心为由，向崂山区委、区政府申请在近海沿线一带解决土地30亩，并请求减免征地费用。王雁随后批示，“请国土资源局安排。”
但在崂山区当年9月21日的土地划拨呈批表中，用地面积由申请公函中的30亩增加为42亩，用地性质也从“办公”悄然变成“住宅、办公用地”。
日后，这块地被开发成别墅区，公开发售。
冯杰在知悉自己历尽艰辛所写的调查报道，被领导用来谋利后，向新华社总社实名举报此事，却在举报后的第13天，被山东分社时任负责人带来的刑警刑拘，罪名是“涉嫌敲诈勒索”。他因此在里面蹲了两年。
这，即是高级寻租的一个样本，同时也是体制内新闻人“鸡蛋碰石头，劣币逐良币”的一个样本。
当然，不是说洪洞县内无好人，体制内也有极为优秀的的新闻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比如上面提到的冯杰，为了正义，甚至身陷囹圄。而冯杰，并不是孤例。
无独有偶，原在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杂志任政法部主任的高勤荣，1998年在人民日报内参上揭露了山西运城耗资两亿八千万的假渗灌工程，当年12月4日，高勤荣被判12年。
运城当年的假渗灌工程震惊全国，据南方周末报道，1998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广西考察，看完央视的节目“罢饭”而去。
高勤荣入狱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万名记者、百万网民、100多名知名人士不断为其呼吁。2001年全国政协常委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台长)、高占祥(文化部长)、魏明伦(中国戏剧协会主席)、张锲、潘霞、张德勤、李前宽等7名委员为高勤荣做了89号提案，他们尖锐地指出：“这是一起明显地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罪名的恶性枉法冤案”。
全国曾有30多家媒体为高勤荣呼吁，南方周末发表了《反腐记者说了真话以后》，南方都市报社也发表了社论《高勤荣：用真话维护说真话的权益》2006年12月7日，身陷囹圄长达8年的高勤荣出狱，2007年10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其颁发了“国际新闻自由奖”，在所有获奖的4人中，他是唯一的中国人。
这样的故事太多……
笑蜀认为，对于市场化媒体，固然不可能完全没有寻租，但其寻租空间的确太小太小，而风险的确太大太大。真正属于顶尖级的市场化媒体，其口碑其信用本身就是生产力，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新闻产品越是高品质，经济效益就越好，寻租恰恰会严重伤害其新闻品质，得不偿失。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本来是不屑于寻租。
然而，不屑于寻租的媒体也有自己的悲哀。
一个新闻圈中流传的故事，某报社精心组织了对某企业的负面报道。企业当家人闻讯，赶紧找报社公关，愿意用六百万广告换下那组负面报道，但被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的报社断然拒绝。报道照样进行，照样签字付印。但第二天报纸出街，那组报道却根本就不见踪影——原来，刚付印宣传部就给报社打来电话，措辞强硬地勒令无条件撤版。显然是因为企业到报社公关失败，赶紧跑“部”前进，找宣传部“灭火”。而企业的花费，也就不再是六百万能打得住的了。
市场化媒体的情况会好一些。如南方周末这样市场化媒体里面的顶级大报，确实没有新闻人寻租的情况，但被上级部门强硬灭稿的情况，却数不胜数。许多财经报道尤其公司新闻根本就无关政治正确尤其无关政权稳定，却收到了积极、高效的禁令。
资深媒体人罗昌平透露，南方周末的薪酬比较体面，采编人员的差旅费要求必须报社出钱，不能由当事人支付。大家都以职业记者自诩，所以南周办报30 年，从未听到过记者收钱的事。
互联网上，最激进的南周反对者，也只能拿“汉奸”说事，找不到南方周末记者收钱的实例。
而市场也高度认可优秀媒体的新闻人。腾讯网的总编辑是前南方周末的陈菊红，腾讯大浙网总裁傅剑锋是原南方周末记者。搜狐博客总监的赵牧也出身南方周末。新浪也有许多新京报的旧人，如微博副总编刘新征就是出身新京报。至于网易就更多了，副总裁、总编辑陈峰出身新京报，副总编辑、总监甚至到各个频道的主编，大部分都是从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出来的。
但市场化媒体中的三四流媒体就不好说了，在笑蜀看来，他们既没有官媒的权力红利，也没有顶级媒体的信用红利，在中国媒体中属于最苦逼最挣扎的一群。困窘万端而又不存在任何有效的行业自律，职业伦理没有普遍的制约力，这种情况下乱了分寸，失身甚至卖身，就都在情理之中了。但如果把官媒的寻租比作盗国，他们的寻租就不过窃钩而已，其收益及危害，显然不在一个层次。矿难后，排队领红包的除了“记者站”的“临时工”，最多的就是他们了。
延伸阅读：
关于新闻寻租，资深媒体人罗昌平梳理出如下发展历程：
第一时期，正面宣传或软文。1980年代开始，媒体由政府包办的直属单位“转型”为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由于原有党报体制未有应对行业寻租的制度设计，记者通过“正面宣传”获得物资或现金回报的现象较为普遍。至 1980年代末，一种介乎新闻报道与广告推销之间的“软文”出现。这可谓“有偿新闻”的早期形式，至今仍有市场。
第二时期，“红包”与“车马费”的盛行。进入 90年代，记者出席新闻发布会拿“红包”成为主流，先由新闻率先开放的娱乐体育开始，进而是产业经济，甚至到时事政治。大量采编人员流入公关公司加剧了这一形式，如今此类灰色收入已构成大部分记者收入的一部分。
第三时期，即 1990年代末开始，报刊由“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以揭黑实现新闻寻租成为一种新的形式。山西“封口费”一事，足以佐证这一态势的恶劣与严重。
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地方记者打着新闻报道乃至舆论监督的旗号，巧取甚至勒索钱财，导致个人道德品质、法制底线与新闻职业角色的严重异化。
国内主要内参：
《参考资料》，又称《内部参考》，专门刊登其它国内普通媒体不允许报道的党政资讯，而又有必要及时通知中高级官员和共产党干部的新闻、国外文章和政府内部言论。属“秘密”级文件，只限县级、军队团级以上官员阅读。由新华社编辑发行，每天1-3期，标有绝密字样。旧刊组织回收销毁，不得向外流传。
《内参副页》，不定期发行，通报国内紧急重大政治事件。为绝密级，只限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纪委书记等阅读。
《内参清样》，又称“国内动态清样”，一般每天1-2期，报道国内突发重大事件和党内高层指示。为绝密级，但发行范围比《内参副页》要宽。1987年以后才开始向省级领导人开放。
《内参选编》，为《内部参考》的摘录，每周一期。80年代中开始发行，为秘密级，供乡镇领导和军队营级干部等基层干部阅读。已与公考报道相差不大，无需回收旧刊。
参考资料：
笑蜀：是新闻寻租，还是权力寻租？
罗昌平：拆解“新闻寻租链”
《财经》张鹭：崂山土地案延伸
高勤荣：我再次向山西运城原市委书记发起总攻(代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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