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新路：转型应对挑战

　　撰稿／曲力秋(本刊驻北京特约记者)

　　执政能力是执政党的生命线。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能力的认识和探索，开始不断地深化。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央党校著名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决定》是执政党建设的新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执政能力建设认识和部署的全盘托出，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达到的关于执政能力认识和经验的最为完善、最为充分、最为成熟的程度。

　　尽管在很多人看来，在执政55周年之后，执政党才第一次将“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正式提出实在不能算早。但整个社会对执政党的期望还是因《决定》的通过而悄然上升。

　　忧患意识力推执政党转型

　　对执政能力的探索缘起于最高决策层的忧患意识。早在新一届领导接班之前，江泽民同志就在多次讲话中提到过：“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从某种程度上说，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提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一个主要动因。”叶笃初说。

　　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苏联东欧的共产党相继垮台，从那时起，对相关问题及经验教训的探讨和认识，便一直是中共领导人不断寻求的启示和借鉴。可以这样说，10多年前发生在苏联东欧的那场剧变，一直是鞭策中共领导层加强和完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亦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太平，直至今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世界会向着趋于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愈演愈烈，中亚地区的石油供应问题已经成为可以左右整个经济发展走向起伏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难题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共产党还是按照革命年代的作风和方法来领导和管理这个国家，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白钢说。

　　中共中央编译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孙宽平认为，在今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这种政治格局不会改变，一个长期执政的党不可能通过多党轮流执政和定期选举的人事更替来调整国家政策方针，从而防止因某一党派执政时间过长而造成国家政策失误长期得不到纠正。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调整必须通过党的思想理论的创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的决定可以说是意义深远。

　　“还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认识到党必须抓，但怎样抓，他没有提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提出我们要学习国外，要开放。但那时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想法。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是中共转型的理论基础。它力图统一全党的思想，使全党认识到转型是必然的、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统一全党的认识，使大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转型，不转型就没有出路。”

　　孙宽平说，在国际国内形势日趋复杂的今天，摆在中共面前的新课题很多，“譬如说市场经济，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在探索现代化的途径，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途径。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应该怎样走可以说是谁都没有遇到过的一个大难题。再譬如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分化度比美国这样成熟的社会要大得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执政党怎样才能把不同利益集团集合起来变成建设性的力量，这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白钢认为，当改革进入到利益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社会矛盾凸现的阶段，如果执政党的领导人对自己的执政能力不进行提升的话，这个党就可能完不成自己的执政任务，就无法较好地治理国家、缓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危机。

　　政治吸纳与执政党转型

　　在苏联东欧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中，还没有出现过能够在原有的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先例。中国的转型肯定不会以放弃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为代价。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苏联东欧式的改革要成功，但这种成功蕴含着深刻的矛盾。这种渐进式改革能不能走到头，或者说中国的改革能否平稳地过渡到改革设计者所设计的目标模式，是很多国内外学者正在努力探讨的一个问题。

　　孙宽平认为，从中国社会近代发展轨迹来看，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是没有问题的，但国家会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譬如人口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等。执政党必须对这些社会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让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中共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要特别注意防止社会问题政治化，一旦这些社会问题政治化以后，就会变成很强的反国家倾向。一位研究东欧问题的西方学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东欧国家，争夺面包的权力和争夺宪法的权力具有同等的政治价值。”

　　孙宽平说，中共正在由革命党向建设党转型。在革命时期，党可以把一部分人的利益提升为整个社会的利益。但在国家建设时期，党就不能把一部分人的利益夸大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把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打压下去。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把无产阶级以及相关阶层和集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上升为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要凝聚和整合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并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整合和凝聚其他阶级利益为统一的国家利益。而且这些利益还必须合理合法地反映到国家的政策、决策中去。

　　“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刚刚起来的时候，波兰党内一部分专家就提出应想办法把团结工会变成国家的建设性力量，但是波兰共产党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经过三垒较量后，波兰共产党不得不和团结工会坐在圆桌前谈判，没想到这次让步导致了波兰共产党的垮台。”

　　孙宽平认为，如何在我们的政治体制设计中吸纳不同利益要求的新兴力量，使之成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并使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和诉求能够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来解决，是中共在转型过程所面临的重大考验之一。

　　“这给执政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将提高执政能力建设落到实处

　　叶笃初说，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内容充实，规模宏大，是迄今为止接近真理性认识的一个最完整的体现，它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全面开花，而只能是在有步骤的布置下展开。

　　孙宽平认为，党的思想理论的创新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前提。党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实践不断适时调整对外对内政策，以实现党的决策的科学化，否则理论的僵化或者把党过去的成功经验教条化，会导致政策的失误和路线的偏差，如果这些失误和偏差长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可能会造成全局性的失误，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

　　此外，孙宽平说，中国共产党还必须解决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腐败问题是最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拉美之所以爆发那么多的群众运动，就是因为执政党的高级干部的腐败行为被放大，被政治化，一旦泛政治化，所有的矛盾就都集中在执政党身上。党内干部的腐败问题最终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反腐败最容易赢得反社会力量的支持。”

　　白钢认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要处理好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关系，不能把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简化为包办代替。而是要领导政治方向，党政要适当分开。“从十二大时起，中央就多次提出要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但在很多地方，又开始走一元化领导的回头路。党政不分的严重后果是，虽然我们的各项制度规章和规定非常地完善，但在实践中根本就行不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长期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对自身组织的很多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譬如说党内的选举制度怎么优化，党内的不同纪律处分制度怎么优化。

　　“对这些问题的突破需要领导人的勇气和全党的共同认识，否则，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位研究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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