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2月24日:辽宁“选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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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02日20:31 中国《新闻周刊》 |
三个组织部门推选的候选人被淘汰,两位人大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当选。今年辽宁省不少地方出现了这种戏剧性的选举场面,引起当地党委的高度重视 本刊记者/李楠 辽宁抚顺。难以数计的巨大烟囱日夜喷吐着烟尘,这座以“煤都”闻名的老工业城 市的天空仿佛永远是灰暗的,正如这个城市的居民在经济转型期间的心情。2002年2月14日,在这个属于天下有情人的日子里,抚顺的鲜花没有那么紧俏,大街上甚至看不到卖花的店面。自行车和公交车汇成的车流表明,这个城市的人们和往常一样为生计奔忙。在平静生活的背后,领导这个城市的是一个不完整的班子:市政府中两名副市长缺位,没有秘书长;抚顺市人大秘书长的职位也暂时空缺。 这是一个多月前结束的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留下的局面。在那场选举大战中,抚顺市的人民代表用手中的权利——一张张选票打乱了预先的布局,上演了地方选举罕见的一幕。这其中的原因是经济利益,还是逆反心理,没有人给记者做出准确结论。 一张报纸透露的秘密 透露出这次选战秘密的,是2002年1月12日出版的《抚顺晚报》。当天的报纸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套红标题报道了“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的消息。但奇怪的是,这条消息并没有同时配发新当选的市人大领导成员和市政府领导成员的“全家福”。一直翻到第16版,也就是当天报纸的最后一版,领导成员的合影才出现。 这样的照片被放在报纸的尾巴上,已经不符合中国多数报纸“领导人上头条”的一贯做法。细看照片,就会发现:市政府组成人员的合影显得稀稀拉拉,只有连选连任的市长王大平带领着四名副市长对着镜头鼓掌致意。按照这座城市的人事格局,照片上还应该有两位副市长。市人大领导的合影虽然人数齐备,但背后却隐藏着更大的玄机。 所有这一切,都要追溯到今年1月6日起召开的抚顺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的消息像一股煤烟,没有引起抚顺人太多的注意。在他们的印象中,人大代表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政府和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并在上级组织部门的监督下将拟订好的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一府两院”的领导班子人选合法化。 但是,毫无悬念的程序这一次被打破了,换届选举从按部就班的举手表决变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负责干部挑选推荐的组织部门成了输家,他们在代表手中的选票面前,显得有点苍白无力。 戏剧性变化首先从人大开始。上一任抚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吕新久因为年龄原因,此次选举前已经内定退休,同时退出的还有两位副主任。于是,人大一下子有三个位子空了出来。 变数,从人大开始 上级组织部门嘱意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是抚顺市委副书记尹文。按照中国的有关法律和规章,有关部门可以提名候选人。与此同时,还提名了6位副主任,包括抚顺市检察院院长屈润芳,市纪检委常务副书记、监察局局长祁玉霞,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左长桢。抚顺市经委主任王庭晖也出现在了人大副主任候选人的行列,但采取的是“代表联名推举”的形式。 这种方式在中国的选举中是极为常见的,这样就出现合法的差额选举局面,“被差额”者一般都是那个论资历和资格都远不够、在正式选举中十有八九会被淘汰的人。这样做,既达到了按预定目标产生结果,又符合选举程序的目的。在辽宁省人代会上,沈阳代表团就“联名推举”沈阳市副市长邢凯为副省长候选人,结果邢凯在选举中并不意外地落选了。 抚顺市的代表们这一次没有坐等举手通过组织安排的人选,他们也行动起来了。联名推举自己欣赏的候选人,是人大代表在选举中的一项权利。在会议进程中的第四天,也就是按会议议程允许代表联名提出候选人的时候,抚顺市人大代表一下子提出了4位副主任人选,在这4人中,原抚顺市人大秘书长崔树森、市政府秘书长李永立、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王运凡赫然在列。 6个副主任职位,11名候选人竞争。按照会议议程,大会组织部门在1月12日上午安排了一次预选,准备在下午的正式选举之前先淘汰4人。 出乎意料的情况再度发生。在预选中,屈润芳、祁玉霞、左长桢等3位组织部门提名的候选人便被淘汰出局,而“资历不够”的王庭晖却得以过关。在下午的正式选举中,王庭晖才在最后时刻被淘汰。结果,代表联名推举的3位候选人战胜了另外3位组织部门内定的人选。 在促成代表联名推举候选人的过程中,张家瑞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张家瑞曾经是抚顺铝厂工会的生活部长,担任抚顺市人大代表已经有多年。他同时还是抚顺的市长联络员,负责向市长反映基层的情况。熟悉张家瑞的人说,他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在人大代表中很有号召力。 跑遍大半个抚顺市,才找到已经从抚顺铝长退休两年多的张家瑞。他现在坐在抚顺市客运公司的办公室里,当起了总经理助理。关于联名推荐的过程,他不肯多谈,只是强调,在人大选举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将民主与法制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国有一批像张家端这样的人大代表,凭着一股对民主和法制的执著以及个人的道德操守,推动着中国民主的进程。在湖北,有姚立法。在沈阳,有冯有为。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一些人大代表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水平确有提高。 在闲谈中,张家瑞还是道出了代表们之所以顶着压力选举他们认定的人选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一些官员鸣不平。张家瑞说,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惯例,人大成了党委和政府中一些官员退居二线的阵地,结果导致那些一直在人大工作的官员失去了提升的机会。他说,当选人大副主任的崔树森已经担任了两届人大秘书长,工作很出色,大家都认为他“早该提了”。但是组织部门提名的人选中还是没有崔树森的名字,于是代表们便把他推举了出来,并最终高票当选。同时当选人大副主任的李永立和王运凡也基于类似的原因。 拨通崔树森的手机,这位新任抚顺市人大副主任正在下乡考察工作的途中,他表示,由于有宣传纪律,所以不便多谈。李永立也以工作太忙为由推辞了。 波及政府 抚顺市政府组成人员的选举和人大领导的选举同时进行,其中发生的一切更加富于戏剧性。 按照惯例,抚顺市政府组成人员包括1名市长和6名副市长。在上一届政府中,作为女性和非党人士的副市长邓鸥辞职,不再参与竞选。鉴于一时难以找到符合条件的人选,上级组织部门只好推荐了“1正5副”共6名候选人,其中市长候选人为上届市长王大平。 对于政府组成人员的人选,一些代表有不同意见。他们联名推选了两个人:抚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谷凤杰和抚顺市交通局局长朱向前。但是,这二人“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被选举权利,没有参加竞选。 据了解,在得知代表联名以后,组织部门分别找谷、朱谈话,二人则很识趣地“知难而退”。据一位人大代表证实,朱向前为此曾到各代表团走访,表示“谢谢各位代表,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了”。虽然二人没有作为正式候选人参与选举,但是一些代表还是不甘心,于是在选票上直接填写了他们的名字。选举结果表明,朱向前的得票超过了100张,“险”些当选。 对选举中出现的联名推举现象,组织部门也注意到了。据参加会议者称,在正式选举之前,抚顺市领导曾几次召开会议,动员代表按组织的意图投票,但是结果并不如意。 1月12日下午的抚顺大剧院 人代会会场。据当地一位采访会议的记者说,投票在下午两点多完成,但计票工作一直进行到了晚上七点多。其间,代表们被安排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又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才等到了选举结果。 选举结果公布之时,副市长候选人、抚顺市上一届政府中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国长青无疑是最失落的一个人,他成了选举的“牺牲品”。在等额选举中,国长青仅得到323张有效票中的145票,未过半数。另一位副市长候选人陈松杨则涉险过关,得票数为166张,仅比半数多出4票。 抚顺市法院、检察院的人选虽然顺利过关,但是反对票和弃权票也不在少数。在这次会议上,毫无异议的全票通过根本没有,连王大平代表上届政府所做的过去5年的工作报告也仅以180多票勉强通过。 对于国长青而言,最令他郁闷的地方莫过于他“输了,而且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据知情人讲,国长青在选举前根本没有把人代会当回事,正式选举之前他连到各代表团走访都没有,即使在漫长的统计选票的时候,他还悠闲地和其他人一起站在抚顺大剧院门外抽烟聊天,等待着结果一公布便开始下一个5年的任期。 落选之后,国长青在和朋友们的一次聚会上总结了他失败的三个原因:一是没有把选举当回事,过于大意;二是他分管工业,而抚顺新一届人大代表中来自工业企业的比例有所减少;三是近年来抚顺的经济不景气,代表们把责任归到了他的身上,他成了“替罪羊”。 一位熟悉国长青的人士认为,他自己总结的失败原因比较客观全面。在抚顺,人们对这位落选的副市长评价不一,有说法认为国长青爱说大话,许的愿经常兑现不了,而且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拍桌子,得罪了不少人。 但是国长青本人并不认可这种评价。已经赋闲在家多日的国长青的精神状态显得很好,他说,落选之后,很多朋友都很关心他,陪他聊天解闷。他现在正等待着组织的安排,去向可能有两种:一是继续留在抚顺市,二是调辽宁省政府工作。 国长青的乐观惹起了人们的另外一种争议:在选举中被淘汰的干部,显然已经失去民意,如何安排,成为问题。与国长青一起受到非议的还有湖南岳阳市长罗碧升:被人大代表抛弃72小时后,他又传奇般地再次被推选为惟一的市长候选人并高票当选。 中共中央2002年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48条规定:“党委推荐、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落选后,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条件,可以推荐为其他职务人选,也可以在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推荐为同一职务人选。” 据此,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和议会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央的这些规定是党支持国家机关依法履行人事任免权、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民主权利的表现。从这个角度说,岳阳的二次选举事件不仅破坏了党纪,也破坏了民主选举制度。同样,国长青一类的干部不是不能接着使用,关键要看组织对他们的安排是否符合党纪和法律的精神。 不过,国长青有自己乐观的理由:他拥有东北工学院硕士学历和高级工程师职称,是抚顺市领导成员里最年轻的,也是学历和职称最高的,上级组织部门对他很信任。对于处事方式,国长青自己的解释是,他做事干脆利落,今天的事从来不愿意拖到明天,对下属也这样要求。“项目明天就要开工,如果今天资金不能到位,那怎么行?”他说,上级领导对他的评价是:现在想找这样办事作风的干部还找不着呢。 严峻考验 辽宁省今年选举中的民主风气并非只偏爱抚顺,锦州、辽阳以及省会沈阳都有类似情况发生。 在锦州下属的县区中,党委提名的人选在人大选举中落马的并不像抚顺那样限于副职,共有3个县区的正职人选被选票否决。其中,被提名为北宁市市长候选人的上一任市长谢荣忠得票没有超过半数,导致市长位置空缺。目前,该职位由原市委副书记李志刚代理。 义县,作为县长惟一候选人的原县长金锡奎也落选,县委副书记刘荣林被代表以直接选举的方式推到了县长的位置上。选举结束后不久,义县原县委书记赵难辞去了书记职务,锦州市原林业局局长胡文彦被调到了这一任上。 正职候选人落选的还有锦州市的古塔区。准备蝉联区长的何爱生没能如愿,超过半数的代表直接将原常务副区长马海峰的名字写在选票上。 锦州市人大秘书长陈伯仁说:“这一次比较意外的是几个正职候选人没选上,各区县里面,副职候选人一个两个没选上很正常。”据悉,组织提名的处级领导干部人选共有9人落马。 在辖下区县出现类似状况后,锦州市委一级的人大选举没有出现让组织部门尴尬的局面,锦州市委书记褚光宇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对于这次选举的前前后后,褚光宇婉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在沈阳市,东陵区去年12月率先召开人代会。在会上,区代表联名推举了两位副区长候选人。按照选举法规定,副职只允许出现一个差额,于是会议进行了预选。在预选中,有两个组织推荐的候选人被选了下来。在正式选举中,又有一名组织推荐的候选人落选,而代表联名推荐的两名候选人双双当选。 被代表们否决的三人全部都是从外面调来的,而被联名推举并当选的二人则都是长期在东陵区工作的干部。东陵区的人大代表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和抚顺市人大代表选择人大领导的原因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代表自己推举的候选人,其水平未必就比党组织推举的人选水平高,”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教授说,“代表们这样做无非是想把本应属于自己的决定权拿回来。党在十五大上就提出来,要领导和帮助人民实现当家作主,所以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但发生在沈阳市东陵区和抚顺、锦州等地的所谓“组织的意图没有实现”的情况还是引起了辽宁省委的高度重视,此后,其他地方的换届选举中,组织推选的候选人都得以百分之百当选。 抚顺、沈阳、锦州、岳阳等地出现的组织部门提名的干部人选被人民代表否决的现实,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政府面前:如何使组织推举的人选同时被人民代表接受。 王长江说,在任何一级人民代表当中,中共党员的比例都不小于60%,如果事先在党内充分实行民主,被提名的干部得到绝大多数党员的认可,那么其在人代会上获得通过也将是轻而易举的。 代表的另一种诉求:警惕黑金政治 锦州市一位参与人大采访的记者私下里开玩笑说,他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当上人大代表。之所以将当代表作为“理想”,原因很简单,代表可以收到候选人送的好处。 在抚顺人大召开期间,代表们下榻在抚顺宾馆。据宾馆工作人员证实,会议期间,餐厅冷冷清清,为代表们准备的工作餐基本上没有人来吃,代表们都被候选人请到外面吃饭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会议开始之前,市内的各大酒店就出现爆满的红火场面。一些代表还承认收到了候选人的礼品。 一位要求不披露姓名的重要人士说,抚顺市本届人大代表中,来自私营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老板较多。他说:“有钱的代表多了,这种拉票的方式值得注意。”他举例说,在新抚区代表团中,本来要求有3个工人代表,但这3个工人代表一个都没有选上。对此,刚从“选战”现场出来的人大代表却是另一种看法:“我们跟候选人在一起吃饭,目的是要听听他们的想法,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 在辽宁省人大上,有很多代表都收到了一位企业家寄来的礼金,这位企业家被推举为辽宁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一位老资格的省人大代表告诉记者,他收到的是一张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附言是“请投我一票”。这位老代表气愤地说:“我觉得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对此,沈阳市一位人大代表说,“连区代表、市代表都没当过,就想当全国人大代表,简直是开玩笑。有钱就能当代表吗?这样的人当代表的意图很明确,我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就能见到中央领导,见了面第一件事可能就是要照像。然后挂在办公室里,在地方上,别人一见我和中央领导的合影,谁还敢惹我?” 随着人大代表手中选票含金量的增加,中国也出现了诸多贿选事件。在山西,一位镇长为每张选票付出的价码是人民币500元。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富有的候选人公开承诺,将用自己的钱为村里修路,前提是:当选村长。 专家警告:在中国选举政治萌芽期间,对于黑金政治必须高度重视,这颗幼苗才有可能茁壮健康成长。
冯有为:代表难为 沈阳老人冯有为,是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三级人大代表,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教授。 冯代表有多大的名气?“站在沈阳的大街上喊一嗓子,就会有人答应。”这是一位熟悉冯代表的同行给出的回答。 这样的形容无疑有些夸张,但是从一些细微之处还是可以看到冯代表的影响力。在沈阳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的办公楼门口,门卫检查了记者的证件才让上楼,因为“找冯代表上访的人实在太多了”。冯代表的办公室门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冯有为办公室”,这个标识在整个楼层显得很特别。 在行使法律赋予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权力方面,冯有为教授用行动证明了他是个称职的、老百姓信得过的人民代表。但是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也会感到困惑:“我当了17年的人民代表,现在却越来越感到不会当代表了。” 新闻周刊:你在履行一个人民代表的职责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你的动力从哪里来? 冯有为:我很重视人民代表这个身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我作为一个人民代表肩负着代表人民行使好权力这个重任。我的代表身份是有选民选出来的,我要对得起投我一票的人。把自己的角色位置搞清楚,才能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一时一刻也不能懈怠。 这个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逐渐深化的。人大是立法机构,代表要懂法,我一开始法律知识也是很欠缺的,后来我一门一门地学,学了十几门。我学了以后才知道,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作到依法治国。 新闻周刊:我们看到,在现实中有很多的人民代表并不珍惜手中的权力,代表往往意味着荣誉而不是职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冯有为:可能有些人刚刚当上代表,对代表职责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我们对《代表法》的学习和宣传还需要加强,每个代表都应该去密切联系群众,真实地反映民情民意。 还有很多代表在实践中投入的精力不够。我最近也看到很多报道,说老百姓见不到代表,这就是因为代表们都在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周工作5天,剩下两天休息之后才抽出点时间用来当代表,那代表怎么能当好呢? 新闻周刊:有人将你这样的代表称为“良心代表”,觉得你是凭自己的良知当代表的。是这样的吗? 冯有为:凭良知当代表的说法还不够完善。我本身是个共产党员,我是按党对我的要求在工作,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我是本着这样一个基本信念在工作。我很高兴地看到,在我周围已经有一大批人民代表和我志同道合,在努力做好这个工作。 新闻周刊:要让更多的代表们更好地行使权力,需要相应的机制来制约和激励。你个人对此有什么设想? 冯有为:在去年4月3号《代表法》颁布1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结合自己的代表实践谈了一个认识,有投入才有产出,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代表是兼职的,如果不能把本职工作和代表工作的关系处理好,那么代表就会成为一个点缀,代表作用肯定不会充分发挥的。 根据十六大报告的要求,我认为,今后人大常委会常委的数额要逐渐增加,专职常委的数额也要逐渐增加。要有更多的代表拿出更多的时间来从事代表工作,这部分工作也应该算在本职工作当中。像我本人,我每天比别人早来一个小时,晚走一个小时,周末也不休息,业余爱好全都放弃了。如果要求所有的代表都这样是不行的。 新闻周刊:作为一个党员代表,如果组织利益和你人民代表身份所要求的产生矛盾,你怎样办? 冯有为:十六大报告已经把各级党组织和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其他人民团体的关系规范得很清楚了。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 党有党的主张,不是说每一个领导每一句话都是党的主张。在代表开会的时候,我经常会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或者投弃权票,这是民主生活中非常正常的,也是法律赋予代表的权利。有人觉得我这样做是不听党的话,这不对的,我是按照党的要求对人民负责。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