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宗震
中国文明以农耕为主，民风平和柔弱，苏松杭嘉湖地区，更为突出。提升男子汉气概可补其不足。
西方社会有女士优先的传统。我虽然了解不深，但也有过亲身体会。有一次，我在
女儿陪同下到斯坦福大学拜访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在参观图书馆时，因为要翻书，把提包交给了女儿，出门时也就没有在意收回，老教授马上就很礼貌地问我的女儿，要不要帮她提这个包？我的反应不错，赶紧把包取回了。老教授点头用汉语说了声“孝女”，表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西方人如此高龄还要显示其男子汉的精神，对弱势的女性，尽男子汉的保护责任。这几年我一直在想，公共汽车上的混乱，是不是表明中国的男青年缺乏男子汉气概？那些身强力壮的男青年，在妇孺老弱面前，显示其霸气，而不懂得，一个民族的男子汉，负有保护妇孺老弱的责任？保护妇女，尊老爱幼，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气概。有此觉悟，近几年来，我在公共汽车上，再也不去争座位。
常昊在六次争夺围棋世界冠军失利后，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这次应氏杯围棋赛的冠军。常昊的棋风，过于优柔、稳健，往往在韩国棋手强悍的棋风面前，气势不足而导致失败。而这次行棋，在韩国棋手的攻击面前，常昊敢于以强对强，毫不示弱，显示了一个男子汉应有的气魄。去年，中国棋院以军训来提升棋手的男子汉气概，确实是明智之举。
中国体育界阴盛阳衰，与男子汉气概不足很有关系。我们看中国男子足球，遇强胆怯，遇弱轻敌，意志薄弱，实在缺乏男子汉的阳刚之气，缺乏勇敢、顽强和责任心。再看去年男子排球奥运出线赛，关键一场，竟然全队手软，愧对巾帼。刘翔获得奥运会110米跨栏金牌，是非常不容易的成果。据报道他是上海人。我这个“正统”的祖籍“大上海”出身的人，深感怀疑，仔细一查，果然，他的祖籍并非苏南、浙西人士。我之所以怀疑刘翔的区域文化背景，因为苏松杭嘉湖经济发达区域，在传统上民风优柔。浦东滨海地区，前清时代系一海防厅，民风强悍，甚至有抢亲的恶俗。但民国以后，经济发展，到我出生的时代，民风丕变，已经是个“礼仪”之邦了。但浦东人的男子汉气概，也在温柔乡里消磨着。常昊的个性就是苏南、浙西文化中的一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要出现体育强人，实在不容易。姚明在美国NBA打球，在“群狼”出没之地，至今没有能够增强其“野性”，同这种精神不无关系。在刘翔夺冠以后，《文汇报》上曾登过一篇文章，盛赞刘翔在训练中，没有受过伤，可惜，他结论是，如果竞技体育要受伤的话，他是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训练的。我们当然不希望运动员受伤。但人类社会充满着风险，竞技体育追求人的极限，怎能因害怕受伤而予以放弃？如攀岩、登山运动，更有生命危险。我们当然要作好充分的防护措施，但也不可能绝对避免风险。《文汇报》上登出这类文章，说明是有市场的，大上海的男子汉气概确实有问题。
中国文明开化很早，又系以农耕为主，食“草”的民族，民风和平、柔弱。苏松杭嘉湖地区，只是更突出而已。明清两朝，盛行八股取士，重文轻武，社会风气，尤其是士大夫风气更加柔弱。清初学者颜、李学派提倡实学实用，批判理学明心见性，使读书人归于无用。“自有理学、书生两派，而皆成懦人。”“士子平日，读书籍，专揣摩，闭户 首，如妇人女子。”但理学作为八股取士的官学，被彻底教条化之后，颜、李学派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社会风气更形疲弱。当西方列强发起侵华战争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事实上没有可用之兵和可用之将。即使曾左李的崛起，也没有根本改变士子风气。晚清时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士大夫才兴起了从军的热潮。蔡锷在《军国民篇》中说：“欧美诸邦之教育，在陶铸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军国民之资格。中国之教育，在摧残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奴隶之资格，以腐坏不堪之奴隶，战彼勇悍不羁之国民，乌见其不败耶！乌见其不败耶！”清末民初，新式教育的发展，才有了德智体美的全面教育精神。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增加，生活富裕起来。但教育也在重蹈科举八股取士式的覆辙，为了形式的公平，削弱了综合素质教育，应试教育消磨着读书人的朝气。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更是雪上加霜，中国父母对子女的保护意识，本来就显得过分，而现在，初中的学生，还要父母接送。上了大学，生活上不能独立者，比比皆是。读书优秀的男孩子们，缺乏阳刚之气，变得如同妇人女子。大学生没有服兵役的义务，群众体育不发达，重文轻武风气重新抬头，和平风气弥漫，都对整个社会的男子汉气概有所影响。
国家作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是完全明智和正确的，但也要居安思危。传统中国的问题在于重文轻武，文武分离，社会风气，尤其是文化精英过于柔弱，这个教训不能忘记。目前体育界的问题，专业体育与文化教育，与群众体育分离，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也影响了专业体育的水平。如果民族的文化精英缺乏尚武精神的话，当然也会影响军队的质量。强化群众体育运动，强化军队的文化素质，提升整个民族的男子汉气概，是在和平时期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必不可少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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