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为何而累

　　张道刚

　　前不久，在北京举办的2005北京《财富》论坛“省市长座谈会”上，当谈到什么问题让省市长们夜不能寐时，出 席会议的天津市长戴相龙称“睡眠很好，但最怕夜里12点之后的电话”，陕西省长陈德铭则直言最怕“煤矿出事”，最后北 京市长王岐山的回答则带有黑色幽默，他说“睡不着觉的时候不多，因为睡眠时间本来就少”。而此前，当让每一位省市

长回 答主持人“作为市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这一问题时，王岐山说了两个字：安全。

　　三位省市长简短和个性化语言的背后，不仅彰显出为官者的责任，也反映出从政者职业状态和生存状态所暗含的一种 “职业风险”。

　　按说为官者在老百姓的眼中大多是风光无限，何来“夜不能寐”之忧？然而，许多迹象表明：在社会转型期间，政府 从“权力主体”向“责任主体”的转变，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若想做一个舒服的“太平官”就意味着不“太平”。

　　由此，我联想到：在2004年的5月，我所居住的城市因城郊农民焚烧秸杆从而引发了一场“烟雾锁城”事件。在 市民为不明烟雾而陷入恐慌之时，首先反应的是媒体而不是政府。其后，在一片质询声中，政府官员亲自出面通过媒体向市民 道歉。“烟雾事件”之后，这个城市很快就建立了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因为城市的官员们明白，若再出现类似“烟雾锁城 ”的公共突发事件时，政府反应迟钝于媒体和公众，他们就无法向社会各界交待，弄得不好，还会陷入被问责的窘境。

　　当然，这一切的变化可追溯到2003年春夏之间的那场突发的SARS事件。SARS不仅使我们第一次知晓了“ 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也第一次启动了官员问责制。从罢黜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到问责密云 灯会踩踏、开县井喷、吉林中百商厦大火、嘉禾违法拆迁、直至辽宁矿难，短短两年时间，“问责风暴”刮掉了5000多个 大小官员的乌纱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理念，问责渐成新气象。

　　“官员问责”制给中国4000多万名各级干部的仕途平添了风险，使为官变成了一种高风险职业。据统计，从中央 到地方各级的规定中，共有180多条规定来约束官员的行为，触犯其中任何一条，都可能受到处分甚至丢官。而其中分管生 产安全或交通的官员风险尤大。四川省一位政府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半夜两三点钟，如果被电话惊醒，他的第一反应就 是：“又出啥事了？”

　　李鸿章有一则名言：“世人的事情，只有做官最容易，倘若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成器了。”现在的问题是 “做官”为何反而成了世上最累的行当呢？

　　官员的这种累，在传媒和资讯日趋发达的背景下愈加凸显。已经发生的“引咎辞职”案例，无一不是对“造成重大影 响”的事故的回应。在某些情况下，民意事实上已经开始左右一些官员的命运。也就是说，真正的“问责”，既来自于制度的 硬规定，也来自民众与舆论的软压力，还来自于官员自身的道德自觉，以及更为深厚的政治氛围。

　　有人把做官形象总结为“没有系保险带的高风险的高空作业”。这个总结让我们看到了官员们越来越浓的职业忧患意 识，因为只有对于职业的忧患和敬畏，才会产生所从事这个职业的责任。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必须从以往的“我当多大官就 有多大权”转到“我当多大官就有多大责任”的“官念”上来。

　　记得著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先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权力必须成为负担，当官就应该有风险。权力意味着责任， 权越大，责任越大；责任越大，承担的风险也越大。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很多掌权者不理解这个常识。若想降低风险，根本 之道不在于端正他们的“风险”意识、“入仕心态”，而在于从制度上分割、制衡官员的权力。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越小，可插 手微观经济活动的空间越小，可随意支配的资源越少，对其的监督越及时有效，当官的风险就会越低。

　　显然，从这个层面看，官员之累缘自责任和风险。而官员所承担的这种责任和风险则说明我们的政府正在从经济主导 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谁若漠视或小视了这种变化，只能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