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将受贿所得用做扶贫济困被轻判，引发了各界“另类贪官”抑或“好官”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同情者不在少数。持同情态度的理由大致有四类。一是数额小，二是得罪了人，三是平时表现不错，四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网8月2日报道)。
本人不想从法学角度研究此案量刑是否恰当，单就同情者所持的理由，便足以探讨一番了。
关于数额小。临湘市教育局一干部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被查办的那些贪官，个个有车、有别墅、有情妇。余斌有什么？”对于这种论调，笔者可就奇怪了：有法庭已经认定的9.5万元受贿、10万元违法所得还不够吗？如果是一个站在大街上的平民百姓，有人会平白无故送他20万吗？贪官有大小之别，但小贪官仍然是贪官。反腐败如果抓大而放小，那只能导致恶性循环，劳而无功。
关于得罪了人。即便真的得罪了人，也不管你得罪了多少人，得罪的是什么样的人，受贿的事实总不是莫须有的，也不是人家强加于你的。受贿与否，是不是贪官，都跟得罪人没有直接联系。兰州的贪官市长与贪官书记关系不睦，市长举报了市委书记，市委书记不能因得罪了市长就不是贪官，市长也不因得罪了市委书记就成了清官。有的并没有得罪过人，照样是贪官；有的得罪过不少人，照样是清官。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关于平时表现不错。余斌平日口碑很好，工作能力强，有过很多不俗表现。但这与他是否为贪官是两码事。如果非要联系起来，最多也只能别扭地称他为“好贪官”，意即做过好事的贪官。进一步推论，一个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忽然成为叛徒，就应称之为“革命叛徒”，这显然不合逻辑。所以，称余斌“好官”，绝对是性质上的错误。法不容情，无论你功劳多大，资历多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由是观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是荒谬绝伦。有人这样感叹：“他的另类受贿导致了他的另类悲情，尽管出发点是为民的。”如果可以以“为民”的名义免罪，那就是说可以“为民”受贿了？那么这样的受贿竟然有些“高尚”的意味了？这简直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亵渎！如果成克杰、李真们在法庭上说：我受贿的巨款是准备将来捐献给希望工程的，那我们是否应当把他们放出去捐款呢？余斌在纪委工作多年，干部收受款物应当如何处理，他不会不清楚。受贿就是受贿，我不知道有些媒体所称的“另类受贿”是什么意思！受贿如果盖上“另类”的遮羞布，是否也遮去了法律的冷峻和无私，是否也遮住了人们明亮的双眼？
不能不想起那句关于“婊子”和“牌坊”的俗语，借来拷问善良的同情心：“婊子”立了“牌坊”应该叫“牌坊”吗？(作者：赵炳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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