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重医

　　1940年10月，上海医学院冒着日寇炮火，辗转千里，终于落脚重庆歌乐山。在此后5年多的艰难岁月里，上海医学院为抗战，为大后方军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成为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医疗重镇。

　　1946年，八年抗战结束，上海医学院回迁上海，但他们精湛的医术和救死扶伤的人道情怀却留在了巴山蜀水之间。故1955年4月至1960年7月，中央部署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一

部分人员内迁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6年间，上海第一医学院先后共有400多名教师和医护人员，过夔门，穿三峡，千里赴渝，在重庆一个荒凉的乱坟堆中建立起了重庆医学院。

　　一生的奉献

　　———缅怀父亲吴祖尧教授

　　文/吴志正吴志东等

　　1958年的冬天，父母亲手提着行李，怀抱着未满周岁的小妹妹，牵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走下新华轮船，吃力而又坚定地向着朝天门码头那壁立而又曲折的石阶攀登而上。从那一刻起，父母就无怨无悔，毅然地走上了艰难、坎坷的征途，为重庆医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对于来自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优越的上海的父母亲来说，创建初期的重庆医学院，其工作、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他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咬着牙，克服了种种巨大的不适与困难。

　　酷热的夏天，手术室里没有空调，就用冰块加电扇降温。一个大手术下来，父亲几乎昏厥；晚上没有电，柴油机突突的声音只能使几瓦的小灯泡微微发亮，父亲还要看书写教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父母除了工作外，还要含辛茹苦地支撑一个大家庭。工作之余，父亲常常带着患有肝炎的病体，在自己家屋前屋后一切可利用的土地上挖土、施肥，种植南瓜、红薯以补充短缺的粮食。自己用牛皮菜、土茯苓充饥，把节省下的口粮让给正处于发育中的我们。为了换取几斤黄豆和少数猪肉，当时做小儿科护士长的母亲甚至悄悄地瞒着我们多次去输血。若不是她多次昏倒，这也许将成为永久的秘密。但即使在那样困苦的岁月里，父亲仍然谆谆教导我们：“要正直做人，踏实做事，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1960年代初，刚到重庆不久的父亲为重庆菜园坝煤场的一位工人成功地进行了断肢再植手术。他还采用了脊椎手术技术，使多位弯曲近七八十度的脊椎病变病人从此挺直了腰杆……他精湛的医术，使无影灯下的手术刀炯炯生辉，为多少病人解除了痛苦。

　　记得1975年，父亲在四川偏远农村巡回医疗。一天深夜，在偏僻的山村，一位农民被山石砸成重伤。他闻讯后毫不犹豫从床上翻身而起，跟着老乡，沿着河边，向山村奔去。大雨磅礴，父亲跌倒河中，眼镜和手电筒都掉进了湍急的河里，若不是同行农民拼死相救，父亲险些被急流卷走。

　　1985年父亲去美国考察。回国时，在机场异常高兴地告诉我们，他所主持的骨形态发生蛋白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并得到了最先进国家同行的认可。他回到家的当天，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1997年，父母亲相继在一个月中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中国医学事业和他们热爱的重庆医科大学。他们将毕生的热血像输液瓶中的生命之液一滴一滴地输进了病员的血液中，拯救了他们，自己却无怨无悔地离开了世界。他们将毕生的精力像阳光和雨露温暖滋润了重庆医科大学的土壤，自己却无声无息地融到了祖国那片芬芳的泥土之中。

　　吴祖尧

　　原中山医院的骨科医生，后任重医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1958年冬天，为了创建重庆医科大学，离别上海、举家迁至重庆，参与筹建重庆医学院。参与编写全国医科院校统编教材《外科学》；编著中国外科巨著《黄家驷外科学》以及《骨科手术学》、《矫形外科学》等十余部著作。

　　重庆医学院二三事

　　开学的第一天

　　1956年9月1日对于重庆医学院的师生们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想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丘陵田野，凄冷荒僻；而今，饭厅、宿舍楼、教学大楼拔地而起，一派生机勃勃。尽管校园内的基建工作还在紧张地进行着，工地上还响彻着建筑工人的嘿哟声和机器的轰鸣声，重庆医学院的师生们却早已迫不及待地想向世人宣布：我们有自己的校园了，从今以后我们就要在这里上课！

　　这一天，由于是新创校，因此没有老同学来迎接新同学。然而，全体教职员工的参与让迎新工作依旧搞得有声有色。教务长、总务长和各教研室主任都亲自拜访学生宿舍，向新生表示慰问；年轻的助教们写黑板报，编印快报，忙得不亦乐乎。

　　有的学生由于刚进学校，还不能很快适应新环境，情绪不够稳定。辅导员们便与他们促膝谈心，消除他们的心理压力，却不想，其实自己也是初到异地。师生之间的互相勉励，共同展望未来，正是新生的重医最大的精神支柱。

　　从“探亲之旅”到“采购之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重庆，副食品和日用品普遍缺乏。每当有人回沪探亲，大家总免不了要他托带东西，于是“探亲之旅”变成了“采购员之旅”。

　　重医原校办主任邵大保是1958年12月跟随在上医工作的哥嫂一家六口一起来的，当时年仅16岁。小伙子老实敦厚，善良热心，因此每次回上海，托他带东西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小到梳子、胶鞋、扣子、五香豆，甚至结婚送喜糖的包装袋，大到自行车、折叠床、煤球炉子，所求之物，品种繁多。好不容易“采购”齐全了，刚想好好休整两天，重庆的同事却又来信要求加一件什么物品。每人加一件，加多了，运输就成了问题。邵大保常常担心因东西太多送不上车而睡不好觉。他把买来的东西装在纸箱里，然后一、二、三、四地编上号。走时，还要家人和亲戚全部出动帮忙送行。尽管每次探亲总是忙于采购，占用了和家人团聚的时间，但邵大保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并以此为荣。

　　入川日记

　　文/戴佩仙1959年4月3日星期五阴转雨上海

　　今天就要离别上海，何日再来？

　　晚餐是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的餐厅吃的。这是在此地的最后一次晚餐了，出了餐厅有许多同志前来热情相送。他们争着为我们拿行李，将我们送上车，还同我们握手告别。

　　雨下得特别大，似乎连有规律的雨声都在欢送我们。

　　1959年4月8日星期三晴航行在长江上这里的天亮得比上海晚。快七点了，家乡的农民伯伯和阿姨们在这个时候早就下田了，而我们在旅途中才起身。我们这种轻松愉快的生活将持续八天，到时可能体重要增加了。下星期紧张的工作即将开始，做好充沛的精神准备也是必要的。

　　1959年4月11日星期六晴转多云重庆早上八点到达重庆码头。上岸后，一眼就望见了在码头等候我们的重庆医学院的人事科干部和学校派的车。范广昌比我们先来重庆，在他的带领下先吃了一餐面条。提取完行李，搬上一辆中吉普车的拖斗，开始驶向重庆医学院。

　　经过了解放碑，两路口，大坪……最后，我们终于到了重庆医学院。

　　戴佩仙1952年参加工作，1959年初由绍兴县坡塘小学，因照顾关系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同年调重庆医学院，历任教养员，小学教师，护士学校教师，1985年退休。

　　链接

　　重庆医学院

　　于1956年由上海第一医学院(现

　　1956年设有2个系、2个专业，至2005年已发展成为设有8个学院、11个系(部)、25个五年制本科专业的医科大学。还有4所附属医院、5所非直管附属医院、15所教学实习医院。

　　自1978年以来，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及部、委、省等各级科技成果奖511项。独立研制的超声聚焦(刀)肿瘤治疗系统属世界首创，是我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

　　(感谢重庆医大校友会副会长范维珂、副秘书长倪乐明、原校办主任邵大保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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