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增选，单位“活动”
早在今年9月下旬，两院院士增选进入评审阶段之际，中国工程院师昌绪院士就在媒体发声，称“院士增选考验中国科学界”，使得如何保证院士增选质量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而在今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两项新规定被外界关注：其一是启动了“提名院士问责制”，要求提名同一个候选人的3位院士必须与被提名人所报学部相同，提名方为有效；其二是进入第二轮评审的院士候选人，都要到评选会场进行答辩。
每年院士增选时，院士候选人所在的单位到处“活动”已成惯例。一家全国性科技类报纸的编辑称，来自科学家的宣传费成为该报广告收入中新的增长点。对地方省市来说，院士成为一种“资源”，有的省份和部门大举庆祝所谓新院士当选，记者注意到，在今年两院院士增选中，在新院士的名单尚未有定论，各省争相报道所在地区出了几名有效候选人的比比皆是。
“因为是‘最高’，所以各地区、各部门都强烈要求在院士上实现‘零的突破’，这样的院士评选均是内耗严重、成本极大的运动，并且评上的院士也有不少难以令人信服；国家高级公务员担任院士更是有违游戏规则。”学者顾海兵分析。
就《新民周刊》接触到的部分两院院士，几乎每名院士或多或少都遇到过此类情况，院士们反映的候选人的活动方式花样百出，例如，想方设法找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源张的家里，候选人单位给秦伯益院士送去一堆“加深印象”的材料，邀请胡启恒院士参加突出某位院士候选人的工作成绩“汇报会”。
何祚庥坦言，每逢两院院士增选期间，拉票“很厉害”，最突出是院士候选人所在单位、所在地区的领导亲自拉票，上门拜访、“写条子”等方法用尽，甚至某地方领导给参加评选的院士打招呼，说该地区是落后地区，要求他们照顾，为本地区争取名额。“参选院士本来是个人的事情，但现在科研单位、高校、省里领导，各个层次的领导都出面活动。在何祚庥看来，一些官员把院士看成了自己的“政绩”；同时，因为院士在其所在领域很有权威性，也容易拿到国家科研重点基金和科研资源。
胡启恒院士认为，出现单位到处“活动”的情况关键原因在于社会已经将院士“神化”了：“每个单位的领导都希望把自己的单位搞得更好，搞得更好没有院士怎么行呢？既然院士被神化了，各单位都希望自己的单位多出一些院士，就要向有投票权的院士介绍、推荐优秀的人，这些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意识到这是不公正的，因为如果有的单位这样做，有的单位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的单位机会就少了，而且会产生其他后果。”
何祚庥则说：“谁对我公关，第一是无效，第二是我会举报。我经常得罪人，但也有很多人喜欢我，加上我比较公道，所以更加有些人希望有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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