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干旱暴露农村水利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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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干旱暴露农村水利危情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重庆

　　一个大石碾摆放在泥土砌成的“跃进水库”大坝上，周围布满了荒草，闷热的空气和火辣的阳光烧灼着它。大石碾看起来只是一个陈旧的遗弃物，仿佛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没有大石碾，周边所有的水库很可能建不起来。可惜现在这个水库已经不能为抗旱作贡献了，因为它已经快见底了。”重庆合川市大石镇水利工作人员陈申文，站在这个陈旧的工程遗弃物边说，“之后就很少有修水库的情况了，所以大石碾就没有被动过，特别农村包产到户之后人们对建设水库更是不热心了。”

　　环顾水库四周及排水渠道，分明有一种破败的感觉，不少地方甚至已经坍塌，而陈申文表示，由于镇里的水库基本陷于干涸境地，泥土堆砌的大坝多数出现了裂缝，所以经常去巡视就成了陈申文他们现在的首要工作，“否则哪天突然下起大雨，水库就危险了”。

　　截至2006年8月底，重庆市有2/3的溪流断流，473座水库干涸、开裂，合川市部分水库的裂口甚至贯穿整个大坝，裂口的深度最深的竟超过了1米。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表示，水库开裂，一旦暴雨来袭，雨水通过裂口渗透到大坝，轻则造成大坝部分滑坡，重则整个水库的大坝将整体垮坝。

　　意外丰收

　　2006年夏天的重庆市农村，到处呈现出极度炎热和干旱：武隆县51个村靠驮运饮水，巫山县葛家村村民需要到4公里外挑水吃，石柱县有人以50元/吨的代价运水……重庆市官方的数据是：800万重庆人饮水出现困难。

　　“尽管重庆大面积出现干旱情况，但是98%的缺水都出现在农村地区。”重庆市南岸区农林水利局的专家陈万良说，“农村地区现在仍然在吃老本，无论是水库还是各种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往后就很少有投入和新建工程了。”

　　传统上，重庆市和三峡地区饮用水部分从长江及其各种支流中抽取，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城市和靠近河流的城镇，也有其他一些地区靠水库供水，而广大农村地区基本都是靠各种山泉水和水井来解决。

　　干旱使南岸区的农作物90%以上受害，其中因为干燥死亡占一半。有关官员表示，目前抗旱主要是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对于农业生产只能放到后面考虑，“整个重庆地区基本都是类似的情况”。

　　此次大旱中，20世纪造的水利设施危机四现。以旱灾最严重的綦江县为例，该县赶水镇有一个三亩田水库，遭遇旱情时有几十万立方水，本可以马上放水解决旱情。但是因为包产到户之后，部分村民把水渠破坏了，大量用于修建水渠的石头被挪作它用，造成水库里的水没有办法放出来。

　　而曾经在1997年7月遭遇旱灾，要靠火车运水解危的重庆市荣昌县今年却大旱无忧，当地官员表示“要归功于2003年建成的高升桥水库”。高升桥水库总投资近9000万，是重庆西部供水规划中，一座以城镇供水为主、兼有农业灌溉和防洪等综合效益的小型水利工程。它解决了荣昌地区常年供水不足的矛盾，保证了当地的工农业用水需求，“即使不下雨，该水库也可以向县城供水200天以上”。

　　重庆市万州区的新龙镇也是相同的情况，年初该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刚刚搞好，马上派上了用场，在大旱面前，新龙镇仍然取得了丰收。

　　重庆市水利局统计发现，水利设施完备的地区在旱灾中减少经济损失50%~70%。然而现实情况是，水库建设不够、蓄水不足，引水、提水设施缺乏、不配套，脆弱的水利基础设施让重庆市政府在抗旱时掣肘颇多。

　　目前，重庆市暂无一座大型水库，中型水库仅有48座，且库容量较小，300余座水库已到死水位，同时3.5万口山坪塘丧失供水能力，机电井干涸6000余眼。由于没有地表水和骨干水源的补充，该市2/3的农村人口饮用水量大幅度下降，部分地区水利已经瘫痪，农业灌溉更无法保证。

　　望水而渴

　　重庆市水利局有关官员表示，全市目前大小水库2786座，根据1998年的调查，病险水库1485座，通过整治目前还剩下病险水库937座。

　　在所有病险水库，其中已有195座纳入了国家计划，整治资金需15亿元。按照规定，中央应给予重庆10.3亿元，其余的由地方配套。目前中央已经下拨了96座水库的整治资金5.7亿元，需要重庆市配套资金2.9亿元，但到目前后者的配套资金还不足7000万元。

　　20世纪80年代，广大农村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建大型水利设施则遭遇矛盾。重庆市一名水利人员说：“80年代后，重庆地区几乎没有再建公益水库，除了水利设施占用农田的矛盾至今无法解决外，缺乏资金更是重要的原因。”

　　在合川市云门镇，2000多村民怨声载道：“我们这里有一个水库，有抽水的设备，但我们却眼睁睁看着庄稼干死，人饮水困难。”云门镇在50年前修了一个电灌水库，该水库是以前附近的三合村和石门村干旱用水的来源。可近10年来，通往各个村落和稻田的沟渠被人为损坏，前段日子，村里准备抽水备旱，却发现抽水机由于年久失修，不能再用。

　　在忠县官坝镇丰收场，1500余群众同样望着水库喊口渴。该镇天仙桥水库在2000年承包给该镇村民申某，并在2004年由县政府确定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平日里完全能满足当地百姓的用水需求。但在2006年初承包人在水库里投入大量鸡粪、化肥养鱼，水源污染严重，7月6日只好停水供应。由于承包户肥水养鱼破坏了水库水质，干旱来临村民只有去喝养鸭塘里的水。

　　合川市的一名水利人员表示，在整个重庆地区，水库被用于养殖业，并且造成水质污染的情况非常普遍。他说：“现在遇到了困难，要么是很难强迫承包人放水，要么放出来的都是污染水，根本不能饮用。这样的情况说明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短视。没有人能够对这样的行为进行监督，现在也没有人对后果承担责任。”

　　重庆市的水利专家表示，近20多年来，重庆地区农村建设注重经营化部分，基础设施的投入不够，“这也是全国农村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重庆市南岸区共有17座水库，其中15座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专门用于农田水利灌溉，1999年后又修了两座，目的是为了进行养殖等经营活动。17座水库中有8座用于人饮用，占总蓄水量的40%，其余为农业生产使用。

　　重庆合川市共有140座水库，同样全部修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候建水库是为响应国家号召，农民干一天，只要几个工分，材料成本也很低廉。以储水量仅100万立方米的水库为例，数万农民靠人拉肩扛完成了水库的修建，总成本是20万元人民币，而如今再建一座同样的水库，成本要数千万元人民币。

　　合川市水务局的技术员舒红说：“水库作为基础设施建设一般由国家投资，地方上只有修建一些小型水库的能力，尤其重庆市很多贫困区县，吃饭财政根本拿不出余钱来。由于水库基本上是公益设施，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很难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合川市最近才有个体户投资修了一座新水库，目的是为了养殖赚钱。”

　　2006年8月，重庆市市委书记汪洋指示“要抓紧水库的建设”。重庆市水利局有关官员透露，今年重庆力争投入33亿元修建水利、堤防工程；城市后备水源渝北观音洞、万盛青龙湖、璧山三江等重点水利工程都将抓紧开工建设。

　　“对于修水库的问题，也不能因为这次干旱的教训就一拥而上。一般来说应该是在一片区域都没有充足水源的地方才考虑修水库，靠近江河的地方则不用修，只需要建提灌站就行。而且考虑渗透的因素，也不适宜修距离太长的沟渠。”合川市水务局技术员舒红说，事实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修水库时，专家们已经对人口和土地分布进行过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即在该修的地方基本都修了水库。他认为现在更需要做的事情是整治原有的水库，提高使用效率和安全性，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增修。

　　在此次干旱中，人们纷纷对重庆境内中国库容最大的三峡水库投以关注的目光。一般来说，水库可以调节自然界降水分布的不均匀，将雨季多余的降水储存起来，供干旱时期使用。在已经进入干旱期的7月18日，三峡大坝23孔泄洪深孔还开启了8孔泄洪，为长江防洪腾出库容。从地理条件和水利工程设施来说，重庆市出现如此大面积、严重的旱灾，全市2/3的乡镇(街道)出现供水困难，实在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讨论三峡问题时，已经有中外专家提出“从防洪观点看，可用支流水库代替三峡，所以在修建三峡之前，需要开发支流，不能认为三峡工程能彻底解决长江防洪问题”。

　　舒红说：“很多人并不清楚，三峡水库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对农业水利的支持功能，它主要考虑了航运、发电和防洪等，而且如果要从三峡水库抽水解决干旱问题，近的地方还行，但是远的地方就不现实了，因为经济成本非常高。”

　　陈万良表示，水库虽然比较有效，但也不是万能的，遭遇干旱其能够解决的范围还是很有限，必须因地制宜多管齐下，比如可以采用引山泉水、挖水井、提灌江河水等多种方式。

　　欠账要还

　　被江河环绕的重庆为何遇上干旱就闹水荒令人不解，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专家严永辉认为，“硬伤”在于全市至今没有一座主要用于灌溉的大型骨干水利工程，一旦遭遇特大干旱，现有水利设施的供水不过是杯水车薪。

　　由于缺乏相应的水利设施，重庆大多数农村一般都用山平塘、石河堰蓄水，这些用石头砌成的塘堰，在干旱天气，也很容易干枯。而在现存的水库和各种水利渠道，由于长期疏于管理，蓄水的数量和质量都明显呈下降趋势，有些水库几乎丧失了蓄水的功能，遭遇干旱时已经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这些都是历史的欠账。”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朱宪生说，在2006年抗旱救灾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水利设施建设完善的地方，村民基本上没有出现饮水问题，而水利设施差的地方则相当困难，“今年的干旱是个沉重的教训，全市各区县应高度重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升抗旱能力”。

　　重庆市梁平县水利农机局的蒋洋认为：“农村地区亟需投资兴建水利设施以及整治病险水库的地方比比皆是，而目前的财力现状决定，国家资金主要投入大型水利工程，因而出现财力好的地方水利基础设施较好、财力弱的地方则较为薄弱，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很难摆脱缺水之痛。”

　　他表示，国家在加大大中型水利建设投入的同时，要加大对小微型水利设施的投资力度；重点要加强对农村小型水库、山坪塘、石河堰、小水池、小水窖等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投入。

　　这次旷日持久的旱灾，使重庆市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各地也纷纷以此次旱灾为契机，抓紧对病险水库和水毁工程的修复，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庆市的水利专家认为，干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农业赖以发展的水利系统现在基本缺乏有效的维护，长此以往，农业水利系统在这个机制下有崩盘的危险。

　　陈万良认为，水利工程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政府投入对“引滦入津”、“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称，近年来，中国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呈下滑趋势，全国农民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投工已从20世纪90年代最高年份的102亿个工日，下降到31亿个工日，锐减近七成，折合计算，相当于减少了710亿元人民币的农田水利建设投资。

　　按照国家已经制订的规划，全国要到2020年才能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样的形容的确表明了一些现实情况。就重庆干旱的情况来看，陈万良认为这样的规划的确步伐太慢了，“肯定不能等到2020年才解决农村饮水安全的问题，我觉得2010年前就应该解决，当然这项工程谁来买单是个重要问题。政府应该替农民背点债，提前实施这项工作。通过这次旱灾，相信政府、农民都有了教训，采取让农民们先垫支部分费用，然后政府认账报销的方式应该可行。”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已有能力加大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支持力度，逐步建立起保障农田水利建设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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