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实在是太忙了。”这是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每一次与本刊记者见面的“口头禅”。早在1992年，范恒山就与《瞭望》结缘。这位当时的青年经济学家，与《瞭望》新闻周刊一同走过了20年，现在已经成为主管全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区域战略规划的要员。

　　生于湖北天门的范恒山，似乎天生就拥有湖北人的“才子”特质——聪明、勤奋、有灵气。这位多年来一直与本刊联系非常密切的学者型官员，勤于思考，喜爱写作，善于驾驭文字，是投稿《瞭望》中少数几个甚少改稿的作者之一。只是现在，担任重要职务，繁忙的工作让他很难像在国家体改委时那样频频为《瞭望》撰稿了。对此，他甚是遗憾。

　　1988年初，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后，面对着十多个中央机关和军队单位伸出的橄榄枝，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因为他觉得，这样他有机会在一个制高点上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经济体制的运行状况，从而能够把自己的知识见解与改革发展的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

　　就这样，这位农家子弟出身的书生，迈上了立“经国大业”、书“不朽盛事”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用真知灼见去影响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被改革开放的实践所深深影响，由一个擅长逻辑分析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转变为熟练于实证研究和政策设计的“国是派”经济学家。

　　官学两兼的功底造就了他的特殊优势，也成就了他不同于纯粹的官员或学者的特殊贡献。在此后十多年直接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研究和工作中，范恒山提出了大量具有客观性、务实性、前瞻性与创造性的政策见解，几乎在每一个事关国是的重大问题上都有不凡的建树，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智囊人物，也因此同《瞭望》结下了不解之缘。

　　进入国家体改委伊始，范恒山就领命与同事们一起研究制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年、五年、八年一揽子规划，可以说，这是影响中国改革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大课题。正是借此机会，他开始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有了全面系统的思考，努力寻找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社会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改革方向。

　　上世纪90年代初，范恒山先后多次接受《瞭望》专访，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并且全面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这源于为许多经济体制改革重大规划、重要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他往往都全程参与，有的还是主要的执笔人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结合工作研究，范恒山还及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进行了跟踪与分析。针对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新体制建设面临的难题，1995年，范恒山在《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了题为《走出认识误区，深化国企改革》的署名文章，提出了“不能把企业理顺产权关系等同于私有化”、“不能把公有资产流动等同于公有资产流失”、“不能把加大改革力度等同于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等重要观点。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入世”之后，他在多次接受《瞭望》采访时表示，行政体制改革难在“政府自己改自己”，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而这要依赖机构的精简、权力的削弱和身份的转换等重要改革。这些观点直指现存政府管理体制的要害，很快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2003年起，范恒山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先后任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地区经济司司长。在负责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期间，他主持了一系列重大总体改革规划与政策文件、专项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

　　在负责地区经济工作期间，他主持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推动形成了空间尺度适宜、内容务实、可操作性强的区域政策体系，重构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版图。这些基于加快重点地区发展、落实国家重大发展与改革战略、深化区域合作与对外开放而制定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贯彻落实，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从来没有像‘十一五’时期这样精彩纷呈”。这一时期是我国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出台最为密集的时期，而每一个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都倾注了范恒山大量的心血。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给《瞭望》撰文，还是接受本刊采访，范恒山始终强调，中国区域发展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但也一定要加强合作，推进互动，不可各自为政。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更需如此。而他在工作中，也一直贯彻着这一思想。

　　在中国，官学两兼很难，在两个领域都能取得大成绩的更是凤毛鳞角，然而范恒山却成功地兼而得之。本刊记者问及原因，他说出了自己的人生信条：“治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当官为人民、为国家、尽职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1985年，夏斌在《瞭望》发表的《中国金融市场展望》一文中提出了金融市场两个层次的概念，引起理论界轰动；2011年，他向本刊又勾勒未来十年的中国金融战略。

　　1984年，夏斌结束了在日本野村证券的研修历程，回到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了其在央行金融研究所长达7年的生涯。此前，他是央行研究生部第一届研究生，在野村证券研修，便是其在读研阶段争取到的公派留日机会。

　　这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国务院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

　　同样是这一年，夏斌的一些同学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金融市场。这是全球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次提出这一观点。此文一出，世界为之哗然，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知名国外媒体进行了报道。国内同样引发了讨论，有声音斥其大逆不道，认为金融市场是华尔街才有的东西。

　　但是，何谓金融市场？这一在当下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词，当时却知者甚寥。夏斌回忆说，1985年初，他还曾给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前身——央行金融管理司的全体干部讲金融，细致到讲什么叫股票、什么叫债券。彼时，理论界的讨论热点，仍然是姓资还是姓社之争。

　　1985年，夏斌和时任央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的黄莺飞合写了文章《中国金融市场展望》，并在《瞭望》周刊发表。这篇文章，使夏斌一下子脱颖而出。直至今日，看到当初发表的文章，夏斌仍然喜不自禁。

　　“那个时候，很多人还在探讨要不要搞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什么时候形成？那时候，姓资姓社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我要告诉大家，中国金融市场已经萌芽了。”回忆当时的写作背景，夏斌仍历历在目，“当时还不敢叫金融市场，文件中还叫资金市场的概念，因为金融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

　　其时，货币市场的一些基本概念，在国内都鲜为人知。用他的话说，他在写文章时“挖尽脑子”，“把中国金融市场里萌芽的东西搞到一块，然后说这就是金融市场。”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接受金融市场，他在文章中将金融市场分为了两个层次，一谓低层次金融市场，一谓高层次金融市场。所谓低层次金融市场，即财政维持其时国家经济建设管理范围，企业对经营收益有少部分的支配使用权，一大部分建设资金仍通过财政(或委托建设银行贷款)以国家计划形式分配。“这个时候低层次的金融市场，最多只是货币市场，银行间先搞活，资本市场不可能有长足发展。”他说。

　　而高层次金融市场，则是指整个社会建设资金的绝大部分，打破现有的行政投资决策体系和资金低效行政分配制，通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制约整个经济建设的规模和决定资金的分配流向。然后建立长短期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工具，财政主要负责日常的行政、国防、科教等收支与国家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建设资金的分配，经济性的项目归企业管。

　　文章的最后，他还很“鬼”地提出，两个层次的金融市场选择哪一个发展，不取决于理论的分析，还是要看中国体制改革工作的步迈得多大。

　　就今天的金融现实反观，夏斌关于金融市场两个层次的展望，远远地超前了。有分析人士指出，直到今天，高层次金融市场仍未完全实现，金融管理当局仍以其为方向在孜孜不倦地努力。

　　此后的夏斌，先后在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央行政策研究室、央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担任要职。他同时也是国务院参事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被市场称为“国之策士”、“中国金融政策研究第一人”。

　　他向本刊记者表示，当前，中国已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市场规模已经很大，“在此背景下，金融的进一步开放已迫不及待。与此同时，在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如何谨慎地开放，是我国政府的一个难题。”

　　正缘于此，他撰写了《中国金融战略：2020》这一力著。在这本耗时两年的专著里，夏斌提出，未来十年，中国金融战略的口号是“充分的市场化和有限的全球化”。

　　他具体阐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意味着中国金融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从市场准入、资金价格、微观治理到金融运行，实现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资源要素配置；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则是指，在汇率、资本项下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核心问题上，不能一步到位，按成熟、发达经济体的惯例或主导的制度运行。

　　在他看来，如果过快打开“金融国门”，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不仅在方向上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

　　采访中，他强调，当前中国正处于金融战略过渡期，在此期间，必须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与以往不同的是，要确立一定时期的中心汇率，但可以不公开，同时不排除适当主动的调整；“一篮子货币”的内容，先期应以美元为主，视情况调整“篮子”权重；择机、逐步放大汇率的浮动区间。此间，作为“弱势”人民币的崛起，应始终保持微弱的升值压力，起码是币值的基本稳定态势。

　　与此同时，他指出，中国必须坚持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原则，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并抓紧修正外汇管理的原则。□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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