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瞭望》新闻周刊采访过的经济学家之中，彭真怀是感情最充沛的学者之一。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大多是不温不火的，用词也大多中性。彭真怀却不如此，谈及世情国情，他忽而愤怒，忽而欣喜；刚才还在表扬改革的成绩呢，这会儿又历数改革的不力和无奈。

　　彭真怀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从1996年开始研究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战略，其有影响的个人专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立法研究》《东北调查研究报告》和《西部调查研究报告》。

　　这些年来，彭真怀有30余篇调研报告获得有关批示，尤其是最近几年，几乎每一个调研报告都被批示过。予以批示的，除了温家宝、李克强、回良玉等中央领导以外，也有徐光春、赵洪祝、黄华华、黄小晶等地方主政者。而且，调研报告所涉内容跨度极大，包括三农、教育、区域发展、旅游、产业政策、宏观调控、城市管理、房地产、两岸关系、金融等。

　　由于常年在外地调研，近年来，采访彭真怀越来越困难。但是，只要是本刊记者采访他，他总会立刻接电话，要么马上接受采访，要么给出一个他比较清闲的时间。这个时间，经常是深夜。

　　彭真怀还是《瞭望》的老“笔杆子”。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相继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规划出来以后，各界赞声一片。彭真怀则通过对当时经济形势的系统分析，认为单纯提保增长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当年5月18日，《瞭望》新闻周刊当年第20期摘发这一建议，题为《清醒认识产能过剩》。

　　文章刊登以后，在决策部门引起反响。8月2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抵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强调实行严格的有保有控的调控政策。一个月后，国务院批转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抵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

　　2005年2月24日，“非公经济36条”正式出台。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它再次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个公平的发展平台上。3月，彭真怀在《瞭望》新闻周刊发表《“非公经济36条”出台始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非公经济36条”中，彭真怀参与起草了26条。2005年1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分别作出批示。全国工商联为此专门致函表示感谢。

　　彭真怀还一直关注着三农问题和小城镇化。2010年12月17日，中央政策研究室第204期(总第737期)《群言》转发了其文章《把农民、农业、农村放在决策起点上》。他在这篇文章的原文《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讲真话》中写道：“农民为什么贫穷？穷就穷在没有稳定、合法的财产收入，不挖这个穷根，用尽补贴、免税等办法，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同时指出，要把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

　　该文最后，彭真怀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对生养我的这块土地有一份坚守和责任，对抚育我的父老乡亲有一种感恩和依恋。今天，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讲了真话，心安了，也放下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巾帼不让须眉”的故事不胜枚举，在中国政府智囊团里也是如此，陈文玲便是其中的一位。尽管公开职务是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但她似乎更享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带来的学术研究快乐。

　　2010年开始，陈文玲又多了一项职务——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实际上，她还身兼中国市场学会、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中国物流学会、中国太平洋学会等多个学会的副会长。同时还担任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这位知名经济学者在宏观经济、现代流通、现代物流、国际贸易、现代社会信用体系等方面造诣尤为深厚，还曾系统地研究并提出了社会化大流通的新理论。和与本刊接触的数位智囊人士一样，陈文玲最首要的追求是实现自己作为政策研究者的责任和情怀。

　　从1999年到2007年，她连续9年参与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理讲话和每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参与了“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相关规(计)划的研究或评审。

　　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重点和难点问题，陈文玲深入实际进行多项调查研究，撰写向中央、国务院领导呈报的《送阅件》《决策参考》《研究报告》《室内通讯》和专送报告达170多期(份)，其中近100件得到国务院领导批示和表扬，80多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领导批示，推动了相关方面的工作。

　　她主持并参与中央、国务院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包括区域战略研究、对外开放、现代流通、现代物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领域，提交了大量调研报告，并得到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主要有《建立粤港澳更紧密合作框架研究》《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国家2020健康发展规划》中药品现代流通课题，等等。

　　她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先后为近20个国家部委作《如何围绕决策深入调查研究》的专题报告，并十几次获国务院研究室一、二等奖和重要研究成果奖，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2009年获得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

　　除了履行好政策研究者的职责，在学术领域，陈文玲同样取得了突出成绩。共出版著作、译著18部(其中合著5部)，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研究报告近300篇。30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近90篇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华文摘》《经济研究参考》等摘录，篇数位列国内经济学家前列。研究成果获国家级奖励2项，部级奖励十几项。

　　缘于工作性质，陈文玲在政策研究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并不为外界知晓。其在公开自己的政策分析判断时，必不可少地需要保持一份谨慎的态度。《瞭望》因为自身的特点和定位，成为了她最为信任的平台之一。

　　在陈文玲看来，《瞭望》是一本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时政刊物。一来时效性强、信息密集、内容广泛，在诸多的媒体中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其次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引导舆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充分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

　　“不少重要领导的重要文章都在《瞭望》发表，或是接受《瞭望》的采访，深入浅出且又观点鲜明地介绍最前沿或是最重大的内容，因此《瞭望》甚至扮演了重要决策出台之前的‘前哨’角色，这是《瞭望》独特的方面。”陈文玲说，也因此，上到中央、国务院相关的决策者，下到各省、市、县在一线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有《瞭望》的作者。

　　从2001年到2011年，无论是为本刊撰稿，还是接受本刊记者采访，陈文玲在《瞭望》多次发表了自己的论述和研判：《我国亟需发展现代物流业》《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新进展》《扩大消费面临六大制约》《战略机遇的“十二五”关节》

　　在与本刊记者的一次交流中，陈文玲表示，她有一个切身体会，“那就是《瞭望》的记者采访非常认真，与采访对象的互动性非常强，有一支非常敬业的记者、编辑队伍。不仅如此，记者和编辑与专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使得杂志深受撰稿者的认可，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就我自己来说，本身就非常忙，所以很多的邀请都谢绝了，但对《瞭望》，要么接受采访，要么就直接供稿了。”

　　陈文玲说，走过30年的《瞭望》，基本上伴随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从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迈向经济大国的历史进程。未来需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创新体制机制，继续打造一支专家型的记者和编辑队伍，继续建立、培养一批撰稿人。她的寄望是，“办成国际一流的刊物，成为全世界最知名的杂志之一，拥有最知名的作者，产生最知名的作品。”

　　“现在国内一流你们已经做到了，未来还需要发出在世界范围内都重要的、一鸣惊人的观点，成为世界关注中国不得不阅读的杂志。”陈文玲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瞭望》文章：高尚全：经济改革“马前卒”

　　稍微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对高尚全这个名字就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数十年来，他一直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

　　从上世纪中期一直到80年代初，高尚全先后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1982年，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从事中国经济改革方案设计的专门机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应运而生，高尚全随即调到这里，开始了他从事经济改革总体研究与实践的生涯。

　　凭着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和自己长期的辛勤努力，加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调查研究，高尚全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坚持市场取向，因此旗帜鲜明地反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错误论点。

　　1986年，他首次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在《瞭望》发表署名文章。在文中他感慨道，“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在历史上我们吃过亏。”他表示，改革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因此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交替的情况下，要尽快促进新体制发挥主导作用。

　　虽然力主改革，但高尚全并非“激进派”。上世纪90年代，《瞭望》新闻周刊多次发表了对高尚全的专访，就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采访中，他表示，中国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市场取向，渐进方式，并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尚全曾经说过，在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上有所提高和突破，比出台几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更具意义和威力。因此多年来，他从未中断过对国情、对改革的深入了解和思考，时刻关心社会尤其是经济界思索的目标和兴奋点。

　　早在1988年，高尚全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就提出，除价格改革、工资改革等问题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外，改革理论还需要深入研究七个重大的新课题：包括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社会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劳动就业的市场化；建立全国大市场；政府机关责权结构的改革问题。今天看来，这些课题的提出无疑极具前瞻性和洞察力。

　　进入新世纪，针对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问题，高尚全仍壮志不已，在总结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以民为本”和“民本经济”的理论，简言之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分享的人民社会主义。

　　l988年，当他访美时，当时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热情地告诉他：你的文章已被联合国翻译成英文，还加了序言；并由衷地称赞他“不愧是中国前驱的经济改革家”。这或许是对他最恰当的评价。□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作为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副司长，向东担负的责任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和他的同事，不仅要为国务院领导采集整理各种信息，他本人还是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之一。多年以来，这位年轻的学者，多次参与政府工作报告和许多重要文稿的起草工作，却始终低调而谦逊。

　　自称是《瞭望》新闻周刊20年忠实老读者的向东，迄今为止，只受命接受过《瞭望》新闻周刊、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采访。这既和其工作的高度敏感性有关，也是其潜心学术的本性使然。

　　向东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和经济法学领域，被国家行政学院及多家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近年来，尽管其本职工作十分繁忙，他仍始终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公共财政体系的经济建设职能新探》《政府债券立法》《中国唱不衰》等著作。

　　他提出的政府债券立法和市场发展方面的思路和政策建议，因其前瞻性和操作性受到学界和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他主持研究的公共财政体系下经济建设职能问题，被权威专家认定为具有开创意义。尤其是与人合著的《中国唱不衰》，一度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在国内外引起反响。

　　向东认为自己是一个“杂家”，其兴趣爱好是古典文学和历史，却因为工作性质的需要，其主攻方向又是宏观经济领域。在他看来，要干好现在的本职工作，既要具有熟悉大局的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也要深知普通群众的酸甜苦辣，涉及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要深入研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唯如此，方才不负国家与百姓的期望。”

　　去年以来，本刊记者两次走进向东在中南海的办公室。2010年4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作出了“一些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在显现，强化了通胀预期，特别是部分城市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的问题比较突出”的重要判断。随后，《瞭望》新闻周刊对向东进行了专访。

　　在其满是书籍、调研报告的办公室里，向东向本刊记者指出，针对当时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的背景，“应对当前的复杂形势，不宜出台‘关总闸式’的加息政策，与其‘关总闸’，不如修类似房价这样的‘漏水龙头’。”

　　这篇稿件最终以《中央宏调施价格“霹雳手”》在《瞭望》新闻周刊发表，在向东观点基础上提出的宏观调控新特征，引起极大关注，大量媒体转载，新华网“今日话题”栏目连续两周将其列为头条。

　　今春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再次走进向东的办公室。这一次，向东就体制改革和记者进行了近两小时的畅谈。他说，现在改革步入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继续推进改革，就会涉及利益调整，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不合时宜的利益体，必然会竭力维护既有格局。进入深水区的改革，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

　　这次采访中，他指出，要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全面清理、精简或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继续推进资源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积极稳妥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不论改革的难度有多大，都不能停下改革的脚步。

　　他同时强调，要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当前物价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改革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尤其是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

　　采访结束，向东将本刊记者送至大门。路上，向东朴实的语言中，透露着一个中年男人的幽默，与采访时畅谈改革、纵论国是的政策谏言者判若两人。也许，这正是他繁忙工作中的难得“偷闲”。□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瞭望》文章：郑新立：改革切忌空谈

　　“喂，你好，我郑新立啊”每一次本刊记者接听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的电话，洪亮的河南唐河口音就会连同他的豪放直率直冲入耳。

　　现已66岁的郑新立，曾于2000年6月～2009年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9年，他开始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同时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

　　更久之前，郑曾在多个部门担任要职。1981年8月～1987年12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任处级调研员、副组长。1987年12月～1990年7月，担任国家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1990年7月～2000年6月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计委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

　　作为中央智囊团的关键人物之一，多年来，郑新立一直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并多次为国为民建言献策。

　　他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

　　多年来，郑新立多次为《瞭望》撰稿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以后，他和《瞭望》的交流更加频繁。无论是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期间，还是首届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市论坛召开之前，再或者是中国经济年会召开之际，郑新立都会拨冗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2010年两会期间，本刊记者三次采访郑新立。其中两次在住地，一次是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首场记者会上。在其入住的宾馆，郑新立畅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策的来龙去脉。

　　时间追溯至1996年，“九五”计划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郑新立参与了文章的撰写和探讨、论证及阐释。这一政策建议的提出和被采纳，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但是，郑新立等人却认为，光有“增长”方式转变还不够。

　　2007年，国内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已经聚集在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上。就前者而言，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就后者而言，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工业的增长，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郑新立说，“这两大问题不解决，将会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

　　基于此，正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新立牵头，集中党内诸多精英智慧认为，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的转变，归结起来应该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后来，经过集体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十七大召开前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提了出来。

　　针对本刊记者有关转变发展方式会带来何种阵痛的问题，郑新立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会带来“阵痛”的，其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就业。“但通过调整将会给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经济将会上到一个新的台阶上，在这个新的台阶上持续、平稳、快速发展一个较长时期，所以这个‘阵痛’是值得的。”

　　2010年8月，深圳，温家宝总理在庆祝中国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此前几天，作为当前改革决策的重要智囊之一，郑新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今后的30年里，中国的改革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会比前30年少。在新的时期，作为“中国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已“不差钱”，政策层面应允许深圳继续扮演“先行先试”的角色，允许深圳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甚至可以允许深圳出错。”这次采访中，他还作出了“改革开放已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渗透’、改革重心已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到社会体制改革”的判断。

　　面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金融话语权的操纵，郑新立通过《瞭望》发出了《争取国际信用评级话语权》的呼吁。2011年年初，通胀预期持续增强之时，郑新立又详细为本刊分析了通胀的组成因素，并提出把资金引导到资本市场、自主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公用事业与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第三产业的发展、农业现代化、扩大海外投资等六大领域，化通胀压力为产业升级动力。

　　本刊记者曾问郑新立，政策研究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理论联系实际”。

　　“我国有一些专门在书本里讨生活的经济学家，善于从国外引经据典，空头理论讲了半天，但是跟中国实际不沾边，甚至离题万里，这样的理论对实际工作没有指导意义。”郑新立说。

　　正是这种把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改革发展实际的务实风格，使得在推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他和《瞭望》新闻周刊亲密地走在了一起。□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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