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我们将继续站立船头，共同见证中国走上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并重的和谐幸福之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钟玉明

　　一般认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社会进入“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理论和实践双双发出警告：中国改革开放步入了严峻的“闯关”时期。

　　《瞭望》与人民群众一起，共同见证着中国“闯关”的伟大历程。

　　我们始终紧紧咬定自己的目标——当一个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为我们的航船“看前一步”，为中国“闯关”站岗放哨，发现暗礁、暗流。我们欣喜地享受轻舟穿越重山的第一缕阳光。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明”

　　新世纪前后，经济社会飞跃性发展所积累的不协调、不科学、不可持续的负面效应和社会断裂，集中投射、释放于社会层面。

　　集体上访、堵马路、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警民冲突、骚乱、停工罢工、围困政府、打砸警局、极端暴力事件我们抽丝剥茧地分析这些社会冲突，致力于还原剧烈矛盾的发生、演变过程，力图从准确描述冲突状况入手，剖析其根源，探寻解决之策，预判社会矛盾的新触点。

　　我们发现，社会矛盾事件中已经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冲突事件的社会公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曾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一般的利益冲突解决起来并不困难，而这种无直接利益诉求的冲突，隐藏的风险不小，必须探索经济手段以外消解社会对立情绪的途径。于是，我们首先发出《社会矛盾新警号：无直接利益冲突》(见《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42期)。

　　此后，“无直接利益冲突”迅速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理论界和学术界从理论和实践、原因和结果的结合上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

　　我们围绕这个核心，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探寻化解和消除“无直接利益冲突”之路，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闯关”瞭望，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命题——

　　我们发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体制性诱因：公共利益政府化，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经济利益国企化，国企利益高管私人化；社会财富分配权贵化。这些都严重毁损了政府形象，在政府与公众、企业与公众之间制造矛盾并不断激化矛盾。我们呼吁：遏制不当利益野蛮生长。

　　我们发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情感动机在于五个“不公感”：分配不公感、机会不公感、起点不公感、参与不公感、话语权不公感。我们呼吁：消除冲突，首先要消除公众的不平之气。

　　我们发现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资源困境：现代文官制度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公务员依法办事，而越来越多的“三门干部”怎样学会做群众工作？一些地方干部一味“唯上”，社会责任缺失，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是引发这种现象的根源。我们呼吁：改革干部选拔任命和监管机制，推进干部公推公选、民主票决，实现干部“对下负责”。

　　对“共识”的再认识

　　我们对许多流行的“共识”进行了再认识。中国是人口众多国家，历史悠久，处于伟大的变革时代、痛苦的转型时期，许多“真理”失真了，国际流行“共识”似是而非。

　　比如，对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上流行“自动修复”论、“市场调节”论，“没什么大不了”论，主张“让市场机制说话”，让工人“用脚投票”。

　　我们发现，21世纪首个十年，劳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劳动力市场机制“失灵”，缺乏强有力的制衡，企业盈利再多也不会向工人让利。劳资博弈已经从“用脚投票”向“用手投票”发展，曾经一盘散沙、只能跳槽走人的工人们，现在开始团结起来用怠工、停工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我们率先呼吁：警惕《劳资矛盾忧患》、推动《劳动者工资共决》。

　　在以富士康、海南本田事件为代表的2010年夏季劳资关系波动之后，全社会对于劳资矛盾进入高发期、发挥工会作用、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了更趋一致的共识。我们欣喜地看到，劳资矛盾这一困扰我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社会矛盾，开始有意识地向着逐步缓解的积极方向推进。

　　比如，2010年初，当人们为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欢呼的时候，我们发现：最低工资标准越调越“低”。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间隔时间长、调整幅度小，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呈现越调越“低”的格局。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设立的这项制度，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从当年的45%左右，一路震荡下行，2009年降至22%左右。我们呼吁：建立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规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职工工资5年倍增计划”，要求各地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确保最低工资标准以高于GDP、高于社平工资的增长速度，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新变局新焦点

　　21世纪首个十年，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变局，我们把目光投向新的焦点。

　　我们发现，隐藏在“富二代”、“官二代”与“贫二代”、“农二代”、“欺实马”、“我爸是李刚”等网络热词背后的，是民众对于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焦虑与愤恨，尤其是对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日趋困难，而特权阶层权力代际传递不断增强的情绪宣泄。我们呼吁：通过制度安排《消解“阶层固化”隐忧》，打破社会阶层流动的壁垒。

　　我们发现，高知、高管、城市有产阶层，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城市精英、强势群体卷入矛盾，成为新的冲突主体。他们既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对既得利益最强有力的保护者。而矛盾冲突的对象，也演变成政府本身。

　　如果说，过去，在社会矛盾冲突中，弱势的利益受损者主要寄望于“政府为我作主”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后，强势的利益受损者直接要求民主参与、自己作主。

　　我们发现，公众已不再满足于既有的民意渠道。有的地方找几个人开个座谈会就算征求公众意见，或把方案往报纸、网络上一贴，公众究竟提了什么意见、这些意见是否被采纳、不采纳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了下文。这样的“座谈会民主”、有公示无回应的“单程民主”，对于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是苍白无力的。我们探寻新的表达渠道。然后，我们欣喜地看到，网络问政成为热词。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们把目光投向《风险社会管理》，呼吁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未来，中国还将经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转型压力加剧带来的巨大阵痛。我们将继续站立船头，共同见证中国走上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并重的和谐幸福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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