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到“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瞭望》见证了中国文化发展的30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1981年4月20日，新华通讯社主办的《瞭望》月刊(现《瞭望》新闻周刊前身)创刊。同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决议》中说：“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继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后，《决议》给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瞭望》创刊30周年前夕，已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

　　从“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到“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瞭望》见证了中国文化发展的30年。

　　邓小平：不要横加干涉

　　1982年1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瞭望》上发表《为创造社会主义新文艺而奋斗》。周扬说：“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它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中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近年来，我们的文艺确实出现了繁荣的现象使我们感觉到一种非常值得高兴的前景。”

　　1979年，邓小平在向第四次文代会致祝词时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1986年6月2日，《瞭望》刊登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当年4月在上海同知识分子的谈话。胡启立说：“可以告诉所有从事文学、电影、戏剧创作的同志们，党对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很明确的。有一条可以说到做到：不搞运动，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整人。文艺创作，理论研究，都应该有一个民主、和谐、融洽的环境。”

　　同年9月22日，《瞭望》发表《天津市长李瑞环谈繁荣文艺》。李瑞环说：“艺术生产是一种高度民主、高度自由的精神活动，它与过多的干预、机械的强制不能相容。”

　　198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认为“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长期稳定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机关对具体的文艺作品和学术问题，要少干预、少介入”。

　　思想解放的潮流和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使文艺领域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纷纷通过文学载体，反映各式各样的民间诉求；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为标志，美术开始直接表现普通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电影创作摒弃了主观的、人为的、矫揉造作的电影程式

　　2006年11月，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坚持社会责任和创作自由的统一、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统一，加强调查研究，不断认识和掌握文艺规律，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以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

　　温家宝在这次文联和作协的大会上对文艺工作提出要求：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要提倡讲真话；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

　　两位领导人的讲话，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解放文艺生产力的潮流一脉相承。

　　通俗文艺的争论与发展

　　1985年2月25日，《瞭望》发表《业余生活的新追求》。这是《瞭望》编辑部对100名青年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发现：“工作之余，听听音乐，看看电影、电视剧、体育比赛，节假日进行郊游、旅游，这些都是当代青年所追求的。”

　　1981年5月，胡耀邦批准电视剧艺术委员会成立时说：“这是个新兴的事业，只许搞好，不许搞坏。”到1983年初，中国电视观众已达1亿多人次，电视剧成为比其他表演艺术普及更快、影响更广的新的艺术品种。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领域的活跃刺激了大众的文化需求。

　　1984年春节联欢会上，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撩拨起男女老幼的兴致。从1984年起，不但中央电视台历年的《春节联欢会》要推出一批小品，而且发展到凡举办大型综合性文艺晚会，小品必占一席之地。

　　通俗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并带来争议。1985年2月25日，《瞭望》发表署名王朝闻的《通俗化与庸俗化——答友人书》。文中说：“只有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大量产生，才能使读者从受愚弄的精神处境中解脱出来应当承认他们(读者)有娱乐自己的精神需要。如果抱着看不起通俗文学的成见，以为通俗的就是低级的，不通俗的才算得上高级的，这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误解。”

　　1989年3月6日，《瞭望》发表《流行音乐与磁带市场现状评析》，提到“随着政治气候的转晴，经济局势的变革，人们禁锢了10年的文化饥渴得以‘释放’，产生了对流行音乐的大量需求”，“港台流行歌曲一涌而入，从南到北，铺天盖地”，“随便在街上问一个小青年：现在最红的明星是谁？十有八九会听到崔健、田震、王迪、孙国庆一大串歌星的名字”。

　　1990年，电视剧《渴望》热播，以至于公共汽车的司售人员主动挂出牌子，上面写着当晚《渴望》播映的时间。一部电视剧引发“万人空巷”的盛况，似乎可以为关于通俗文艺的争论画上句号。当年12月31日，《瞭望》发表《编辑部里说〈渴望〉》，文中说：“前几年，有人反对雅俗共赏，以为一‘共赏’就会降低艺术的价值。其实，文学艺术愈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就愈能发挥出其巨大的力量。以为通俗文艺便‘层次低’，起码是一种缺乏常识的误解。”

　　从文化市场到文化产业

　　1984年7月30日，《瞭望》发表《艺术表演团体不改革就没有希望——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答本刊记者问》。周巍峙说：“必须承认艺术生产既创造审美价值，同时又创造‘票房’价值，带有商业的性质。讲求经济核算增加经济效益和保证艺术质量不但没有必然的矛盾，而是促进艺术生产的主要动力。”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舞厅、歌厅、音乐茶座、游艺室、录像点，“文化市场”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

　　1988年8月24日至29日，《瞭望》、光明日报与文化部社会文化艺术事业管理局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文化市场理论研讨会。9月19日，《瞭望》发表《文化市场理论研讨综述》：“我们既然承认文化市场的存在价值，就当然同时应当承认文化商品生产与其他商品生产在基本心态和行为目标上没有质的差异。理想的文化市场模式应是以精神价值为导向，以文化价值为内核，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创利型文化模式。”

　　文化领域改革的突破依赖于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首次明确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1993年8月9日，《瞭望》发表《对文化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考》。作者李永全写道：“我们再也不能否认文艺作品的商品属性了，虽然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五”计划建议，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文化生产力”。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文化产业“逆势上扬”。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4000美元，城乡居民精神文化消费水平呈现高品位、高质量、个性化发展趋势。

　　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过程中，文化产业被寄予厚望。

　　提高文化软实力

　　2005年2月21日，《瞭望》发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的《“软实力”叩响中国之门》。文中提到：“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提高，使得中国文化对海内外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这是一个机遇，是中国国家‘软实力’大幅提高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21世纪，各国的胜负决定于文化产业”。

　　当年，中国版权贸易输出引进比为1:7.2，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3932种，输出16种，输出引进比达1:245。在世界主流文化市场，中国文化处于明显弱势。

　　1997年，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文化产业面临更加直接的国际竞争。人们发现，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普遍优于其整体经济，凡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纷纷将文化经济、文化外贸设定为战略目标，将地域、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经济综合效益，当作整体建设的切入点、结合点。“一部美国大片的票房抵得上中国一年电影票房”的严峻形势让人感到了压力。

　　沈望舒在文章中说：“无论是‘软实力’还是‘文化产业胜负论’，都强调文化力辐射出来的魅力、吸引力、亲和力、渗透力，用文化价值的认同感，大规模引领信息流、资本流、人才流、消费流，在21世纪体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综合国力的高层竞争领域取得相对优势。”

　　2006年11月10日，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2009年10月，《瞭望》发表《高层决策纲举目张》，提出“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影响力、改善国际形象，靠的是国家的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的建立，需要靠发展文化产业来实现”。

　　到2010年，中国版权贸易输出引进比缩小至1:3左右。未来五年，文化产业有望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被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

　　瞭望文明的崛起

　　在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前夕，《瞭望》刊登了一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其中，著名学者李泽厚在《启蒙的走向》一文中提出：“五四主要人物认为只有革新文化，打倒旧道德旧文学，才能救中国。但中国现代历史的客观逻辑终于使文化启蒙先是从属于救亡，后是完全为救亡所压倒热情与理性在当时的结合，发出轰然巨响的意识形态的冲击波，这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

　　当时，王蒙在接受《瞭望》采访时说：“和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提法不现实，我不赞成。决裂了半天常常是和文化决裂而保留了更恶劣的封建传统，即野蛮的传统与流氓的传统。”

　　2004年9月13日，《瞭望》发表《中国文化：守住我们的根》。文中，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在接受《瞭望》采访时说：“我们现在一批年轻学者去学习先进思想，汲取了很多智慧，由于文化底蕴不够，他们所吸收的并不是自己的智慧，而只是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跟在西方学者的背后。”文章中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当代中国的核心文明是什么？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什么？’而这些在许多学者看来，正是中国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基本条件。”

　　2008年北京奥运会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前景。在《瞭望》发表的《2008，奥林匹克的光荣与梦想》一文中提出：“这一年发生在中国的奥林匹克故事，已为这个东方古老文明的复兴吹响了嘹亮的号角。”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在接受《瞭望》采访时说：“中国应该可以改变过去一百多年来由于客观形势逐步形成的，觉得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缺乏自信心的心态。”

　　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接受《瞭望》采访时说：“(看世博会)真正的收获应该是全民的启蒙”，“中国的富强已经是公认的了，问题在于，我们除了富强还有什么？真正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中国今天要追求文明的崛起，要从文明的高度思考问题。”

　　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逾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同年10月，《瞭望》刊登《五中全会锁定两大文化目标》，提出：“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五中全会提出‘基本建成’目标；关于文化产业，五中全会明确其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两大目标的确定，具有深入解读的历史意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