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庆幸自己17年前的判断在今天不幸而言中，我们更加担忧的是：再过17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温泉

　　“为了学有特长，挤进保送推荐的圈子，不少孩子的家长，星期六晚上带孩子去学琴、学画，星期天还要半天或者全天上英语、数学奥校。”

　　如果不特别说明，很难想象，这段文字出自《瞭望》1994年第43期和44期的文章——《请向实践问利弊——取消小学升初中统考的思考》(下称《请向实践问利弊》)，其中所述情景与今天毫无二致。

　　1988年，国家教委决定，在五年之内，全国各地逐步取消小学升初中的统考。1993年，即指令发出的第五年，北京市亦实行这一做法，并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就近入学，少数优秀学生和特长生可以保送推荐。

　　《请向实践问利弊》发表在北京市取消小升初统考的第二年，其中断言：“可以预计，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大一统’的办法与社会的矛盾将更趋激烈。”

　　2009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和民意中国网，对全国30个省、区、市的2952名公众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中，56.5%的人对当下教育现状作出评价——“越来越不公平”。

　　在民间教育智库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0)》中，《中小学办学少规范，“择校热”过高难抑制》成为被特别关注的首个主题。

　　当17年前的预言成为现实，身为《请向实践问利弊》作者之一的刘经宇，内心有说不出的无奈：“这只能说明我们曾经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17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遗憾的是，甚至从未有过深入的探讨。”

　　中央媒体首次质疑小升初教改

　　1994年10月24日和10月31日，《瞭望》第43期和第44期分上下两篇发表了《请向实践问利弊》一文，犹如扔出两颗重磅炸弹，引爆了舆论对于是否应当取消小升初统考问题探讨的热潮。这是该项改革自1988年启动以来，首次遭到中央级媒体的质疑。

　　国家教委办公室甚至接到多个地方教委打去的咨询电话，询问小升初政策是不是要调整。《请向实践问利弊》的另一位作者薛宝生说，文章被拿到北京市教委党政教育联席会议上讨论，他当时为这个联席会议做秘书工作。

　　“我们这篇文章与当时教委的施政方向是有偏差的，我们批评的东西好多都是当时的政策。”薛宝生回忆。

　　《请向实践问利弊》全文共万把字，从当时学生和家长已经苦不堪言的择校问题入手，针锋相对地探讨了这样几个问题：推荐保送能推出真正的优秀生？胡同定终身比考试定终身更科学？乱收费与取消考试难道真无关系？取消考试后学生的负担是重了还是轻了？素质教育就不需要考试吗？九年义务教育就不需要选拔？

　　文章指出“取消小学升初中统考后，社会上普遍反映，推荐保送原则的公平性在‘权、势、钱’面前无能为力”，并认为，考试与取消考试，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

　　刘经宇和薛宝生当时都是北京市政府的普通干部。刘经宇在北京市政府研究室教科文处工作，薛宝生在北京市政府文化教育办公室工作。

　　薛宝生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当时的工作主要是给主管教育的市领导起草讲话稿：“跑遍了北京的18个区县，掌握的实践的第一手材料挺多的，发现了很多问题，和当时主管教育的领导思路不太一样。”

　　在市政府研究室教科文处工作的刘经宇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北京市1993年开始推这项改革时，学生和家长对入学凭条子、凭票子反映很强烈。市政府让研究室调研了解这些问题时，刘经宇接触到教委领导，也接触了许多中学和高校的校长、老师，了解了很多情况。

　　薛宝生和刘经宇是山西大学的校友，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对小升初的问题有共识，刘经宇告诉本刊记者：“我们的观点当时不是主流观点，主流观点就是改革，我们认为有些条件不具备，猛然这么一改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

　　其实，当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内部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当时是小干部，无所谓，不用必须和领导保持一致，所以就想把我们的一些思考写出来给领导看看。”薛宝生向本刊记者回忆，“领导看了之后，也没有说我们说的没有道理，但是可能认为我们的想法有偏差，所以，看了以后就压下了。”

　　当时的《瞭望》文化室负责人到北京市政府了解教育问题，负责接待的薛宝生提供了许多资料，其中即包括《请向实践问利弊》原稿。薛宝生没想到，《瞭望》对这篇文章颇为重视，很快就发表出来。

　　这篇文章原题《请向实践问是非》，发表时改为《请向实践问利弊》。

　　“就剩条子和票子了”

　　17年后的今天，刘经宇已经担任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薛宝生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学习与研究》总编辑。

　　30多年前，刘经宇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插队知青，薛宝生是一名普通的高中语文老师。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他们都通过考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由于曾经的曲折经历，两个人都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刘经宇在纪委的工作内容当中有一项是“清理中小学乱收费，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与择校问题密切相关，在刘经宇看来，这就是“小升初”改革的派生性问题。

　　薛宝生感慨，自己当时以为把问题提出来，大家经过讨论，应该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经过十年二十年大为改观，但是很遗憾，不像当时想的那样，舆论热议过了也就过了，并未阻挡政策坚硬地推进。

　　“教育资源有好有坏，总得有个公平、公正的分配办法。”刘经宇特意加重了“公平、公正”两词。他解释说，简单地讲，公平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想吃饭吗？那就得干活。公正就是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你也要保证人家吃饭。如果套用到教育资源分配上，公平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有学上，公正就是要为那些禀性聪慧，有天赋的学生脱颖而出提供机会。很显然，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只强调公平让教育资源变得均衡；另一种是承认差异，公平、公正兼顾，找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分配办法。

　　“考试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在优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考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卷子、条子、票子，你认可哪个？在取消不了条子、票子的条件下，先把卷子取消了。卷子还可以给没有条子和票子的学生留一条路，现在等于全给断了，就剩条子和票子了。”刘经宇说，“况且，在高考不能取消、中考不能取消(升高中)的情况下，只把‘小升初’考试取消了，这行得通吗？”

　　“择校是家长和孩子的权利，不能硬性剥夺。”刘经宇表示，“有一种观点认为，把学校都均衡了就可以了。但这是理论上的。实际上，不光是咱们国家择校，美国、欧洲，都择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既然差异是永远存在的，就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光凭条子和票子。”

　　刘经宇曾在1996年第17期的北京市《社会经济问题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对义务教育现状的几点思考——从高价择校谈起》。其中写道：“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把所有的薄弱校都改造好了，学校之间彼此差别不大，甚至能够像一枚硬币那样完全相同，是不是择校就不合理呢？答案也完全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找。”

　　文章指出，“我国搞义务教育满打满算不过十年，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别还不小。而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如美国、法国、瑞典甚至香港，搞义务教育的时间长则近百年，少的也有几十年，公立学校之间的差距，比我国要小得多，也‘平等’得多，却纷纷采取措施扩大家长在国立学校之间进行选择的范围。90年代初，瑞典议会通过的《教育法》强调‘家长和学生对义务教育作出选择的重要性’；俄罗斯1992年通过的教育法规定‘未成年人的家长有权选择教育形式和教育机构，保护孩子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连香港，每年也拿出近1/3的公立学校，供家长进行选择。”

　　刘经宇认为，择校是为了保护孩子在接受义务教育时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也可以说是家长的权益，反映了社会的一种进步，是世界各国潮流所趋，并不仅仅在于学校之间差距过大，也不能认为只要把薄弱校改造好，就可以禁止家长择校。择校与义务教育不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且是保证义务教育顺利实施的一条重要措施。通过考试择不上的，完全可以按就近入学来解决。实际上，“文革”前17年一直是这样做的。

　　“根本不搭理你”

　　相比较而言，薛宝生不是那么强烈地支持择校，但是他向本刊记者强调：“我是觉得不能够通过政策去限制个人的选择和发展。”

　　回过头来看当年的观点，薛宝生甚至有所反思，他认为当年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当时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比较赞成让一部分孩子先脱颖而出，这是一个应急措施，因为国家大面积培养还来不及。”

　　薛宝生说，中小学教育阶段，不择校也有道理。他的思想是抓两头，一是要给创造性人才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二是要给所有的孩子一个自我奋斗的空间。“怎么给他一个空间呢？权、钱、势当时已经开始浸染教育，实际上最好的办法仍然是考试。你否定考试的理由，是为了讲公平，但是恰恰导致了更大程度上的不公平。”

　　他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也应该有一些公立或私立的学校可以凭成绩进入，其余也可就近入学，他反对现在高中和大学也取消考试的倾向，他认为考试的办法可以改变，但教育不可能没有考试。

　　薛宝生对本刊记者说：“不能侵害个人求学的自由权利，不能损害社会公平，这是我的重点。在这个前提下，怎么改？大家都可以商量，但是不能搞成权钱名利的天下，不能搞成一部分人既得利益的天下。我现在仍然认为我当时的基本理念是正确的。”

　　反思17年前的教育问题为何至今没有解决，薛宝生和刘经宇不约而同地认为，是根本的教育理念没有理清的缘故。“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教育？这是根子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刘经宇说，让他感到无奈的是，这个问题甚至从未被深入探讨过。凡是看过他文章的、认识他的人，都说他说得对，17年来他甚至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能把他们曾经的观点驳倒，“但是，人家不跟你争论这个问题，也没人说你说得不对，根本不搭理你。”

　　回顾自己20多年来对教育问题的不断思考，薛宝生对本刊记者说：“当时年轻，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看很多问题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非常分明。现在看问题相对平和了，也知道很多真理都是相对和矛盾的。其实每个人都只掌握了部分的真理。可能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不同，我们仍然可以是同志和好朋友。”

　　他进一步说：“中国社会一定得让大家在一起讨论，有发言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能说你这样定了，就不允许别人说不对，这不行。很多事情，说对，对你帮助并不大；说不对，恰恰是重要的补充。”

　　“我们并不庆幸自己17年前的判断在今天不幸而言中，我们更加担忧的是：再过17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刘经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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