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30余年里,《瞭望》和一批权威专家共同见证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步步深化;在新的起点上,权威专家再次向《瞭望》描绘了未来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辉王仁贵尚前名
“未来二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白津夫认为,中国用欧美发达国家五分之一的时间,就将13亿人带入工业社会,其发展堪称奇迹,但决定改革开放战略最终成功和民族复兴大业命运的关键,还在于今后20年。
改革开放32年,是中国国力由弱到强的32年。1978年,中国GDP只有3600多亿元,2010年已达39.8万亿元,平均每年实现10%左右的增长。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指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多种原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在此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即为体制机制改革。这正是《瞭望》持续关注并极力推动的宏大叙事。
自1981年《瞭望》创刊以来,众多改革的亲历者,在本刊发文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向公众传递着改革的讯号。与此同时,基层改革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通过本刊传达至中央高层。正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所言,《瞭望》记录了中国改革的历史。
进入新时期,中国经济遇到的内外压力丝毫不逊于以往。陈东琪告诉本刊记者,与前32年不同的是,接下来30年,改革不仅需要更大的魄力,还需要深邃的智慧,更宽广的视野。唯有如此,才能建立更加公平、竞争、有效、安全的市场运行体制,经济中国才能最终共享为“幸福中国”。
“瞭望”30年改革史
《瞭望》新闻周刊的老作者,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高尚全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追述了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决定的出台幕后。
作为当时起草小组人员之一,高尚全回忆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最大的突破就是首次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而这也是起草阶段争论最大的地方。当时,为使“商品经济”的概念获得通过,高尚全找了20个思想比较解放的经济学家一起,在西苑旅社开会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经过商品经济的阶段。”高尚全回忆说,讨论结果后被报至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人阅后批示给起草小组;并于当年9月给邓小平、陈云并中央常委写了信,主要讲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二人亦表示同意。最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为了向公众进一步阐释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性,1986年,高尚全在当年第33期《瞭望》周刊上,发表了《深入推进改革促使新体制发挥主导作用》的文章。文章提出,从苏联照搬的模式已弊病毕现,强调“必须进一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产生了极强的带动效应。1985年的“瞭望论坛”栏目,改革的字眼频繁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农村改革的新阶段》《牵住改革的“牛鼻子”》《改革呼唤有胆有识的干部》等。经济也呈现快速发展。
但是,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亦不容忽视。1991年,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的厉以宁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尚未实现从传统经济机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的转换。”
正缘于此,中国经济不得不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紧缩市场疲软、投资启动、经济再度变热、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怪圈中打转。他认为,当时,“距离建立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尚有很长的一段路程”,并据此指出,“要有紧迫感,必须抓紧改革、深化改革。”
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据此精神,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年,经济学家何伟、范恒山、王珏三人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畅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及其特点。范恒山指出,“科学认识公有制,把公有制的实现同公有经济下企业的完全独立性结合起来。”
但是,如何建立?当时,很多人心里没数。在此背景下,1993年11月,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讨论认为,必须建立“五根柱子”,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
1999年,原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白和金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这样阐述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从改革前20年来看,头十年是简政放权让利,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破旧’从90年代以来,改革转向以‘立新’为主,这是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制度创新。”
在他看来,“破旧”比较容易,改革的成本、风险基本上是由国有经济和政府全面承担;而“立新”则没有模式。比如,国企改革、探索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实现形式,“是人类历史上的世界性难题”。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仍成就喜人。仍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1999年,已逼近9万亿。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一些人认为,中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可松口气。
但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发表于《瞭望》1999年第2期的文章却指出,当时,非国有经济启而不动的特点明显,政府投资的增幅较大,但对全社会投资的拉动作用则较小。这意味着改革远未结束。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出台。这一时期,中国与以往最大的区别在于,2001年底,经过长达15年的谈判,中国正式加入WTO。陈东琪认为,2001年以前,中国的对外开放还仅仅是内生性的,没有参与到国际规则的运行当中。在此以后,则变成了内外结合的、全方位的开放。商品领域、服务贸易领域、相关的投资领域,甚至人民币的国际化对外开放的步伐都在加快。
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首先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高尚全认为,最重要的是,《决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论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直至今日,这一《决定》仍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今春全国两会讨论通过“十二五”规划纲要,科学发展已成政策灵魂。
改革顶层设计五大关键点
“在新的时期,改革的难度加大。”陈东琪说,下一步改革的难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在他看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当时的改革对谁都好,对农民是这样,对城里人也如此。下一步的改革,涉及既得利益调整,这是主要的挑战。”
二是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他特别强调市场的不确定性,比如,金融改革的风险,如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决定等,都存在着风险;价格改革的难题在于政府到底管多少,市场和政府间如何分工等;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按什么样的系数分配。这些都是难点和“硬骨头”。
“事实上,由于对改革的整体设计不足,当前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在高尚全看来,在当前的改革过程中,一种矛盾的现象已经出现。一方面,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强调改革创新,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似乎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对改革还有诸多不满意。
“一些部门打着改革、创新旗号扩张权力,既得利益膨胀,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改革存在被碎片化的可能。这种改革变形、改革碎片化现象,损害了改革的权威,使某些改革流于形式。”高尚全认为,在此特定背景下,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在此之中,高尚全认为,首先,要重构改革的协调机构,加强改革顶层设计,综合把握改革的总体情况,改善改革的推进方式,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地方性改革试验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要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十二五”推进改革,要用法律形式将改革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明确界定改革主体、改革对象、改革责任,强化改革目标的约束性,使改革目标成为法定责任。重大的改革,应先立法后改革,以法律手段来使改革从经验型改革过渡到理性、规范有序的阶段。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认为,下一个30年,在经济领域,应把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问题作为改革的第一重点。他表示,迄今为止,关于政府的职能,仍存在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误解,并进而对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项职能内涵产生误解。
他表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等于各级政府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等于把政府定位为“经济管制型”政府;“经济调节”并不等于各级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等于各级政府包办企业决策,不等于各级政府代替企业招商引资;调整四项职能顺序,将“公共服务”列为第一位,强调把“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探索在经济多元化的格局下,政府如何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的新机制。
与此同时,常修泽指出,对经济领域根深蒂固的项目审批体制需要深化改革。各行各业的审批制近年虽有所改进,但未从制度这一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在社会上腐败风气影响下,一些寻租借审批以通行。他说,“应彻底清理、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对于极少量的仍然需要的项目审批,也要建立严格的审批监督管理机制。”
“尽管面临很多难题,但是改革永远不会停滞。”陈东琪的判断是,改革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对公平和效率的追求,“对于老百姓,其追求幸福的生活;对于企业,其追求更大的发展、更多的利润;对于国家,追求的则是永续的发展,进而实现民富国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具体到改革的总体要求上,陈东琪提出了五个关键思路:
其一,要有改革的总体设计,应当明确战略方向和目标。由局部突破变为全局推进,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使得政府的意愿和企业的积极性相结合。
其二,要抓好核心部位和突破点。即合理有效地调整现有利益格局,实现公平、高效和可持续。综合考虑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城乡之间、居民个人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环境保护与环境受益地区之间及其他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其三,要在总体上走渐进式的道路,基本思路是稳中求进,要考虑到承受度。
其四,要处理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两者相互协调,统一部署。
其五,要把改革促进发展和改革带来的风险同时考虑,作好防范,尽可能使改革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
未来改革六大方向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采访中,陈东琪向本刊记者勾勒了未来30年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六大方向:
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各种金融主体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机制。国务院制定了非公经济新36条之后,为非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但是非公经济分配到的金融资源数量上是不够的,分配到金融资源所付出的成本是更大的。在生产、投资的机会上,非公经济享受的机会并不均等。在监管方面,特别是有时候的宏观紧缩政策,首先受影响的是非公经济。未来,国有和非国有之间、国有控股和非国有之间、大中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应该有公平竞争的机制。
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方面,目前国有控股、国有参股占的比重相对太大,国有企业的数量还是偏多,这使得其话语权大,影响公平性。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未来十年在数量和规模上应有适当减少的计划。同时,国有控股的股本金的管理、参股的股本金的管理应建设更透明的、更安全有效的机制。这样才便于风险的管理。股权投资的管理体制应该改革。
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也需要通过政策、法规及相关的引导,促使其逐步进入到现代产权制度体系中去,建立与民营资本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比如并购重组、资本上市、内部治理结构的改善等。
资源品价格机制的健全并完善。陈东琪强调,尤其要重视垄断程度和稀缺程度比较高的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土地、水及其他相对比较稀缺的资源,“其价格决策应更多靠市场,应该是在政府指导下的市场决策,逐步提高市场化程度。”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好的收入分配体制,不仅能提高公平的程度,满足公平的要求,同时还能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所以,好的收入分配体制是满足公平与效率的关键。”他认为关键要做好几项工作:
一要逐步降低财政收入的比重,降低的部分转移到劳动者报酬上去。企业收入和利润总体上是均衡增长,但国有部分要改善再分配机制,国企的收入不能只是国企内部人员才能分享到;二要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等级体系,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原来的九级等级进行简化。高收入部分的税率应高一些,低收入的部分税率低一些;三要提高最低收入保障水平和贫困线标准,并逐年提高。这样既能提高公平程度,也有利于扩大内需。事实上,如果按照1985年的标准,那么现在的贫困线理论上应该上升到6100元。即使考虑渐进变化,也应该是2000元左右;四要适当提高农村老年人的老年补贴。应在目前55元的基础上有明显提高;五要通过政策或其他办法,增加低收入家庭和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现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除了劳动报酬之间差距过大以外,还有非劳动报酬的分配不公。如富人享受到的资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这就要求提高资产性收入的税率。近期或许还难以实现,但至少应该开始安排。
金融制度改革。“国际金融危机表明,美国的金融创新过度,但并不等同于中国的金融创新也过度。相反,中国的金融创新是不足的,导致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陈东琪认为,中国今后要促使产业现代化、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全球竞争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使工业资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起来,加快金融改革。
同时要促使金融资源更好地分配到中小企业中去。此外,金融改革还包括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包括发展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制造业体系和工业体系建成以后,要提高这些体系的竞争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金融话语权。
宏观调控机制改革。陈东琪强调,要建立一个从全局、长期考虑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稳定增长的机制;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和对外政策等体系,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要有一个调控的目标,应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
他认为,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要相互协调,保证宏观调控的权威性,避免摩擦和抵消。同时,还应当发挥专家咨询的作用,应使专家咨询制度化,而不能是随机的行为。国外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美国有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其他许多领域也都有专门的委员会。这些机构对相关的问题都是长期跟踪和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