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国家与个人，集中与民主，现代与后现代交织的议题，都折射到这个工程上面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在近当代国史上，没有第二个单项工程像它那样，几代领导人为之牵挂，朝野上下、海内海外为之瞩目，最后付诸最高权力机关审议表决。也没有第二个工程如它这般，集万千“宠爱”与“挑剔”于一身，论战一直伴随着论证、建设、运行至今的全过程。

　　三峡工程，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防洪、发电、航运等效益之外，又有移民、生态、地质诸问题。其固有的体量与复杂性，即足以让它载入包括《瞭望》在内的主流新闻纸。

　　固有的体量之外，还有附加的色彩，让它愈发夺目。

　　三峡工程的“政治问题”

　　1986年，邓小平授言国务院领导，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

　　2006年，三峡工程论证的主持者、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撰文解读：“我体会，小平同志的意思是，如果技术经济都可行而不能上，那就是我们的执政能力有问题了。”

　　2010年，钱正英的论证副手、三峡总公司首任总经理陆佑楣对本刊记者说，三峡工程是一项科学和理性的工程，提所谓“政治工程、经济工程、技术工程”来定性是不太科学的。接着又说，技术是前提，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三峡工程在政治上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办大事情。

　　举凡大事，大到国家决策程度，即为政治。治水如治国。由治水之策亦可观治国之道。

　　在水患深重的中国，治水历来是治国头等大事之一。行至复兴、转型途中，倾注到母亲河里的，更是前所未有的期盼。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豪放诗句背后，有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对粮食与土地的追逐，一个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对电力“血液”的渴求，一个经历百年屈辱后的民族的赶超情结，还有一种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自信，对举国体制和有形之手的倚重。

　　就这样，特别的三峡工程，又带着如此典型的中国特色。透过自然三峡中崛起的工程三峡，分明可以看到“历史三峡”(史学家唐德刚形容中国转型过程用语)的身影。转型期的诸多矛盾，人类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国家与个人，集中与民主，现代与后现代交织的议题，都折射到这个工程上面。

　　如此特别又如此典型的三峡工程，本刊在近二三十年里予以持续关注追踪。

　　两次密集的报道，分别在两个重要的关口，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三峡工程大规模论证及最终决策阶段；二是本世纪刚刚过去的两三年，三峡工程从基本建成过渡到正常运用、“后三峡”的时期。

　　为了更好地“瞭望”未来

　　论证时期，本刊记者到过几乎所有专题论证会的现场，目睹交锋的实景。建设时期，坝区和库区腹地，留下本刊记者的无数足迹，带回各方的声音。

　　部门，地方，企业，干部，群众，专家，民间观察者面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利益，编辑部只能尽可能“允执其中”，各表一种同情的理解。

　　贯穿其中的主线，是论争。两个时期本刊的集成之作如，1989年第12期的《论证中的论争》，1992年第15期的《三峡工程风云录》，2009年第49期的“未竟的三峡”专题及其主文《三峡论战风云录》。这期间，还有2003年第24期的《三峡蓄水话往昔——“长江王”林一山的回忆》。

　　由标题还可看出，一些文章是在一再记录历史。采访中有些当事人问本刊记者：“过去的事揪着它干吗？”答案近乎常识，历史是一面镜子，回望过去，是为更好地“瞭望”未来，而三峡工程这面镜子，作为转型中国的窗口，照亮的还不仅仅是它自身。

　　时代的烙印，深深刻在三峡工程身上。

　　1980年代，三峡工程论证时期，林晨是本刊的记者，现为中国证券报社长兼总编辑。他回忆与会情形，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财政能否承受，从当时的国力看，三峡工程无疑是无可比肩的大工程，最初方案的360亿元投资，有些人就觉得担不起，还有人算账最终会达到几千亿，现在看来，这不是大问题。南水北调、京沪高铁投资都超过它。当时还重视泥沙问题，现在看来也不是很严重。

　　成为大问题的，反倒是当时国人相对没那么重视的问题。比如生态，母亲河上拦腰一截，以前很多人觉得豪迈伟大；现在生态意识上涨，相关问题意识便上升。

　　重庆是三峡主库区，1997年直辖时的首任市长、后转任国务院三峡办主任的蒲海清去年4月对本刊记者说，要“与时俱进”看三峡工程。生态如是，移民亦如是，人均两三万元的移民费用，他当时觉得不错了，后来以人为本理念凸显，便认为分配应该更公平。他与陆佑楣都建议三峡电力提价，以回哺库区移民。

　　历史的“偶然性”

　　时代背景落到具体事情身上，有时也会出现“偶然性”。历史的厚度，往往是由许多“偶然”叠加而成。

　　1958年3月，中共成都会议通过的三峡工程决议案指出，三峡工程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才能作出决定。成都会议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掀起了全面“大跃进”。而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是其时唯一一份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

　　时为电力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后来认为，是他在此前的南宁会议上说服了毛泽东，把三峡工程拉下马。李锐曾经的部下、日后的论战“对手”潘家铮也认为，凭此一点，李锐“居功至伟”。

　　而那个时候，举国上下已开始弥漫着个人崇拜的气氛。同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为“反冒进”作检讨，李锐“反冒进”却被“钦点”为兼职秘书。

　　在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人林一山的回忆中，“当年，毛主席曾经不得不设想三峡工程只能在他离开人世以后才能实现，为此嘱咐：在他去世后，当三峡工程建成时，要‘家祭勿忘告乃翁’。”

　　即使无关立场与利益，不同的视角，往往也会得出不同的看法。

　　1992年，三峡工程最终过会全国人大，手握投票权的人大代表们心态各异，据本刊记者采访，有的认为，不应由人大代表来决定这样复杂的经济技术项目，因为不懂就没有发言权；有的认为这一程序体现了民主，不管代表们懂不懂，拿到人大决策就是一个进步。

　　迄今为止，三峡工程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由全国人大表决的单项工程。

　　“大人物”与“小人物”

　　蒲海清和陆佑楣都是省部级高干，在本刊已发表的文章里，一个说，中央要办的事情，必须服从；一个自表为工程师，认为政治家决策后就由工程师来实施。

　　同为高干的李锐及其老“对手”——“长江王”林一山，个人的态度则要“高调”得多，“旗帜鲜明”得多，数十年中，一个不断上书，坚决反对；一个屡屡请战，力挺上马。直至暮年，失意或得意，其实俱已无关自己，但面对本刊记者，仍然慷慨激昂，各主其见。

　　林一山于2007年去世，享年96岁。李锐现年94岁，尚可每周游泳一次。

　　持见甚坚的“参战者”还有两位专家——黄万里，2001年去世，享年90岁，弥留之际的遗嘱为治江之策；陆钦侃，刚于今年4月11日去世，享年98岁，三峡工程上马后，他仍至少七次领衔上书表达异议。

　　重庆云阳的何克昌比前述诸位年轻不少，2010年11月去世，享年70岁。去世前两个月，他成为本刊《回望三峡移民》的主角之一。生前，他曾在国家行动的洪流中扑腾了几下，终被岁月和疾病挟裹而去。

　　他的老乡陈七三，昔日的上访钉子户，后来的致富带头人，在成为《回望三峡移民》主角一个月后，又出现在国家电视台名牌栏目的镜头中，复述他的“转化”经过。

　　另一主角是“外迁第一人”徐继波，在长江口崇明岛的新家中，他对本刊记者解释为什么要花7万块钱搞装修布置，“搞差了，不仅丢本人的面子，还要丢政府的面子”，“我要经常接待各级领导和记者”。

　　来自巫山的蹇兴汉、徐支琼等移民，则在《回望三峡移民》发表后，频频找上本刊记者，有的想让“指点迷津”，有的还把“稻草”当成“青天”。

　　这仍是“大人物”的时代，但也越来越是“小人物”的时代。□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