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前段时间，贵州瓮安事件被处分官员带病复出，遭遇舆论声讨，似乎问责和复出已经成了一场政府和媒体的“躲猫猫”游戏。近日，媒体又曝光了三鹿丑闻中被处分的官员——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带病复出，更强化了这种“躲猫猫”的感觉。并且，在这场游戏中，有关部门带病复出的操作技巧越来越出神入化、炉火纯青了。玩“躲猫猫”，舆论和媒体永远不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对手。

　　说鲍俊凯带病复出，不是一个准确的概括，应该叫“带病高升”。媒体的报道显示，鲍俊凯是于去年12月就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一职的，而当时三鹿奶粉事件早已引发举国关注，早在当年9月，时任质检总局局长的李长江就因三鹿奶粉事件引咎辞职。今年3月20日，有关部门公布了对包括鲍俊凯在内的在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8位官员的处理结果。这意味着，鲍俊凯在受到处分前就已在异地任新职，处分并未影响到他的高升，被问责的职务早就成为一具空壳。显然，“带病高升”是“带病复出”的复杂变种，其操作方式更隐蔽，让媒体和公众很难察觉。

　　“躲猫猫”的技巧实在很高。张志国以“临时工”的身份复出被舆论识破了，段春霞以“协助工作”的身份复出也被媒体看出来了，还有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瓮安事件中被撤职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巧妙设计的“悄悄复出”都被敏锐的舆论察觉到了——可是，这些曝光并没有遏制住官员带病复出，而只是在你躲我找中提高了带病复出者对付媒体的技巧，使带病复出越来越难被发现，猫猫躲起来越来越难找。

　　不是网民偶然在新闻报道中发现鲍的踪迹，舆论很难察觉鲍副司长在受处分前早就成了鲍局长了。人家不是等着问责后再复出，而是在问责之前就脱身了，穿上了“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的新衣，留下“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副司长”的空壳随便你怎么处分。问责只是对一具没有意义的空壳问责，而不是针对具体的人。高，实在是高。

　　在鲍俊凯“带病高升”曝光的同一天，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章剑生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称，由于问责制的不完善，问责已经成为一种平息民愤或官员互保的手段，成为惹祸的官员“避风头”甚至位高权重者“丢卒保车”的借口，而在外观上，它则是行走在法治舞台上的一种“政治时装秀”——“政治时装秀”与“躲猫猫”的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政治时装秀”的舆论前台，官员受到了问责；其实在媒体看不到的后台，官员正以各种方式金蝉脱壳。

　　在问责制过度依赖媒体的现实中，这种“政治时装秀”是难以避免的，看得见的前台与看不到的后台，官员很容易游刃于问责旋转门中，从这个职务过渡到另一个职务。

　　一个完善的问责制，不应该过度依赖媒体的监督和曝光，而应该有一套内在驱动的机制——只要触动违法违规的开关，无须外在监督，问责能立即自动运转。中国的官员问责制正不断规范和完善，一方面出台了许多关于问责的法规细则，使问责有了法规可依；另一方面，问责也正逐渐走向实践，许多事故发生后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问责很多时候并非制度自动驱动的，而是外在的舆论监督驱动的，是舆论关注的压力使问责运转起来，问责很多时候只是为了给舆论一个交代，是为了平息民愤。这种依赖舆论驱动的结果，必然使问责成为政府与媒体间的捉迷藏、躲猫猫：舆论看得见的地方，问责存在；舆论看不见的地方，问责根本就是形式，撤职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和避风头，制度有着无数的“后门”留给官员带病复出。

　　法律缺位，制度虚置，体制纵容，问责依赖媒体监督。可媒体不是万能的上帝，不可能时刻盯着被问责官员，只能偶然发现带病复出的线索，所以问责的“政治时装秀”能一直玩下去。舆论此次曝光了鲍局长“带病高升”、“空壳问责”的猫儿腻，相信像以前许多带病复出一样，为平息民愤，鲍局长的局长位置可能难保。可带病复出在暗处，媒体在明处，长了这个教训之后，谁知道他们又会折腾出什么新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