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泓冰

　　北川县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自缢身亡，惊痛了天下。冯翔不是北川县干部选择自杀的第一个，半年前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的弃世，留下了和冯翔如出一辙的遗言：“抗震救灾到安置重建，我每天都感到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的确支撑不下去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两人相熟，命运相似，都是羌族汉子，儿子都在曲山小学遇难，工作业绩都很突出。冯翔在董玉飞死后说过，也有过和董同样的念头。

　　冯翔、董玉飞，没有死于地震，却死于无法解脱的心理崩溃。不少媒体在评论此事时，激情洋溢地要求灾区干部“雄起”，振作起来，走出心理阴影——旁观者如此激励，实在有嫌轻飘。事实上，冯翔之死，提醒我们的，不是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们去做什么，而是“控制”我们自己，别再“要求”他们再做什么——他们实在太累太累了，从体力到心理。来自外界的哪怕是很微小的一点“要求”，都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忍不住给相熟的一位北川官员打了电话。他沙哑着说：冯翔的念头，我们北川干部几乎都有！我们太累了！

　　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沉重如捣。地震一周年了，我们不要再看到新的伤亡，我们不要再听到又一个“冯翔”！

　　北川的生命损失极为惨重；北川干部，更是极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和其他灾民一样，失去了至亲，失去了小家，失去了从前安详的生活。但是，他们又和别的灾民不同，他们同时还失去了自己熟悉的县城，还面临极为沉重的工作压力。在北川，400多名干部遇难，因为要异地重建，救灾工作比别处更加繁杂困难。逝者留下的担子，他们不得不扛起；层层加码的工作要求，他们不得不承担。一度，他们没有双休，没有假日，鲜少生活补贴。当疲惫不堪地回到租借的小屋，面对一室的凄凉，当别处的灾民开始陆续搬进新居，北川新县城还在图纸上，还在那片黄灿灿的油菜田里。任何一个工作阻力，都可能把本来硬铮铮的汉子击垮。对董玉飞来说，是摧毁了饱含他心血的新建农舍的一次泥石流；对冯翔来说，可能是对他的工作的某种否定。

　　身为宣传干部，冯翔要独自承担更多。清明，一拨又一拨的媒体涌进北川，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陪同进入废墟，一次又一次地撕开伤口。

　　那么，汶川大地震即将一周年，我们能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

　　首先，作为上级，请为冯翔们的工作减压。北川的官员，是干部，首先也是需要关爱的痛失亲人、流离失所的灾民。不要一味向他们压数字、要重建业绩，他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急需关怀。能否更多地配备挂职干部，以缓解他们无法负荷的压力？对偶然的失误，能不能更宽容一些，更体谅一些？

　　其次，作为媒体，在地震一周年蜂拥而入灾区时，请更人性一些，不要残忍地揭开他们本已藏起的伤口，不要逼他们配合冰冷的镜头，不要激出他们的眼泪以满足好奇。让幸存者对灾难情景不断重复体验，往往会构成新一轮的心理创伤和不良暗示。更不要把幸存者拎到镜头前，嗫嚅着去“感恩”，去复述一些激昂的话语，来配合你们的主题。

　　再次，作为心理工作者，更不能成为心理伤害的主力。在灾区，心理工作者潮水般来而复去，短暂的所谓“心理救援”，往往是违背职业水准和职业精神的。心理救援本来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工作，不和救助对象建立长期的情感交流，根本无法走入内心，重建其心理支撑。那种聊几句、得到一些调查资料，能够丰富自己的经历和论文就满足了的所谓学者，也包括记者，是极端自私的。

　　最后，曾经献出爱心或参加灾后援建的人们，请摒弃救世主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灾区和灾民是在为整个共和国承受巨大的灾难，每一个公民有责任和义务伸出救援之手。是灾区帮助了我们，重建了久已荒疏的公民意识，面对灾区，感恩的应该是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不能做什么，那么，至少让我们别做什么。让冯翔们少一些压力，少一些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