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
十八届三中全会一直广受关注，而在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继公布后，一些外国媒体对全会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动向十分敏感，自行进行各种解读，有的媒体甚至一度以“小修小补的中国改革”为标题予以报道。如何理解全会文件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表述？这是学习理解三中全会文件的一个重点。
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两种内在动力而来，一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另一个是党的先进性需要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支撑。两大动力都非偶然、暂时、阶段性的，而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想不想的问题，也非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前进不能迟滞，更不能放弃。这早已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起来。当然，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特征，还是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心理，都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多做少说、小步快跑，而不是波澜壮阔。
事实上，《决定》中强调的综合性改革与相关改革都在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基。《决定》在涉及改革问题上强调“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还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都已经表明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及其内容与要求。与此同时，那些未直接表明但注定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同样值得体会。例如，《决定》提出“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这就意味着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又内含着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认定，二者结合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点和走向；“明确事权”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样包含着权力的分配和分割。
从长远来看，《决定》也已经为政治体制改革留出足够空间。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不同，只能自上而下，要有充分准备。从现实情况看，我们存在两方面的准备不足，一个是理论准备不足，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走这条道路实际上是摸了35年的石头，“摸石头”只是实践积累不是理论完成，既然尚未完成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准备，政治体制改革也就缺少基础。西方的政治体制建构实际上由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卢梭的“契约”理论、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等作为理论支撑，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尚缺少类似的思想理论的支持。另一个是中央的权威尚需要建构的时间。推动重大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必会涉及利益集团，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威、领袖权威，保证在今后能啃硬骨头。
现在看来，这种空间已经留下，并且理性而又具有可行性。《决定》提出，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一节点设定很值得关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判断与节奏步骤的把握。再者，明确成立改革领导小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始由摸石头进入“顶层设计”阶段，意味着啃硬骨头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这恰是政治体制改革有异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
▲(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