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高速公路收支之间究竟供养了多少人，收取的费用去向如何，都是一笔“糊涂账”。在这种情况下，涨价听证会本身却还存在程序瑕疵，怎能不让公众疑心？
自4月底发布高速公路收费标准调整听证会公告以来，广西物价部门就遭遇诸多批评质疑。高速公路涨价是否合理？重大决策如何最大限度保障公众知情权与参与权？广西拟调整高速公路通行费引发的巨大争议，再度将公共决策的程序正义话题凸显出来。
公众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实体上提高通行费标准涉嫌“与民争利”，有违高速公路的公益属性；程序上听证会准备仓促，参与人数有限，最后很可能变成“走过场”。对于前者，物价部门拿出不少数据对比，以印证运营亏损后涨价的必要性、合理性。但是，这种单方给出的数据和理由，只有通过正当的程序并经过利益相关方充分的质证博弈，方能转化为政府决策的正当理由。对于程序上的瑕疵，物价部门虽承认“工作中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但坚持认为“公告发布及听证会相关程序也合法合规”，透露出其对涨价决策行为的充分自信，对程序细节似乎并不过分在意。
与涨价的事实理由相比，我以为程序问题更为重要。源自古老的自然正义法则，任何人作出不利于他人的决定时，都应听取他人的意见，这是最为朴素的公义。政府作为公共决策主体，要上调高速公路收费，首要的正当性基础不是收费、涨价本身是否必要，而是程序是否合乎正义的要求。倘若收费的动机、必要性、收支情况等都不能公开透明，百姓对收走的钱花在何处一无所知，光是收费涨价本身走一道听证程序，这样的决策不仅难以获得民意基础，反倒败坏了听证制度的名声。
遗憾的是，目前政府掌握的高速公路建设、运营、收费等信息，并未完全公开透明。高速公路收支之间究竟供养了多少人，收取的费用去向如何，都是一笔“糊涂账”。在这种情况下，涨价听证会本身却还存在程序瑕疵，怎能不让公众疑心？这些年来，因为“逢听必涨”，一些地方的价格听证制度已颇让人诟病。而在官方“认认真真走过场”的运作下，公众产生“逢听必疑”的心态亦在意料之中。
政府决策讲求程序法治，这是现代国家公共行政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决策，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由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并不完备，《价格法》和发改委《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对政府价格决策程序的刚性约束尚不够。一些看似合法合规的涨价行为，实际运作却有可能违背程序正义。因此，破除“逢听必涨”的形式主义窠臼，还需从立法上进一步设防，不为一些政府部门对程序规则“阳奉阴违”留有任何余地。
（原标题：高速路涨价首先要程序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