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难以控制犯罪分子心理的变态，但影响社会犯罪心理的舆论和媒体，心理万万不能变态
本报资深评论员 刘雪松
人们还没从杭州“7.5”、长沙“7.11”两地的公交车人为纵火案惊魂之中缓过神来，7月15日，广州再次发生类似的案件。不幸的是，广州公交车上的燃烧案，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33人受伤。人们不禁惊叹，如此密集的同类案件发生在同样的公共空间，这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
3起公交车燃烧案，场面惊人地相似。如果不是犯罪嫌疑人相继水落石出，它完全就像出自同一个犯罪分子之手。因此，人们不免会想到作案手段的模仿效应。
其实犯罪手段的模仿，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真正难以捉摸的，还是犯罪心理的模仿效应。从去年制造厦门公交燃烧案的陈水总起，舆论就一直呈现出一种角力和扭曲的态势。一方面对逝者寄予同情，一方面对制造公交暴力事件的犯罪分子，从没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用来煽情的细节。甚至有时候，无辜的逝者无人问津，而犯罪分子的家门已被各路媒体几近踏破。寻找犯罪动机，成为一些媒体试图解剖深层次社会根源的一条必选之路。他们看上去似乎在揭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本质，实际上却有意或无意之间，在犯罪分子生存际遇的种种细节中，寄予了热切的煽情与深切的同情。
一些“无悲剧不制度”的网络名人，更是在每次悲剧面前像打了鸡血一样，他们看上去是闻悲则怒，实际上是逢悲必骂体制，似乎犯罪之恶，都是制度之恶。他们眼中的公交犯罪，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一种宣泄。他们在貌似理性的思考中收获一些粉丝的点赞与跟随，却混淆了暴力犯罪与公众生命安全的概念，人为地制造了官民对立，博得人们盲目的同情，某种程度上给那些预谋报复社会的极端暴力犯罪分子，构成了一种错误的暗示——做一个陈水总、包来旭，反而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同情。
不错，任何一起公共环境下有意制造的暴力犯罪，犯罪主体多多少少有着或引人注目、或发泄不满的内心诉求。但是，即便解决自身问题的渠道还不畅通，即便自己的处境多么不幸、心境多么悲观，都不是可以将无辜的生命绑架到死路上的理由。如果舆论和媒体，不能对这样的暴力犯罪同仇敌忾，而是以“博眼球”为第一诉求，抢着挖掘犯罪分子的家庭背景、生活困境、心路历程，便会淡化社会对于暴力犯罪的激愤情绪，转移民众客观分析和判断暴力犯罪的视线，转嫁社会矛盾，使得这些试图犯罪的分子，为自己像陈水总、包来旭一样实施犯罪，找到自我解脱的心理认同。
对接二连三的同类暴力犯罪扎堆出现的同情，其实是一种舆论暴力，只不过这种暴力，因为有着温情与人性的包裹，将隐藏的对公众生命安全的冷漠，用温暖与同情、人性与煽情的伪装，裹得严严实实，反而让社会造成一种错觉，可恨的不是绑架别人生命一起陪葬的暴力犯罪实施者，而是制度。
如果排除舆论中有意为之的、与犯罪分子同样心灵扭曲的可能性，那么，一边为无辜的死难者点蜡烛，一边为暴力犯罪分子寻找犯罪理由的舆论情绪，客观上造成的后果同样是为犯罪洗地。这种无底线的同情泛滥，实际上是看似客观报道的另一种混淆视听。
一个制造无辜生命悲剧的犯罪分子，其个人的悲情与公共的悲剧相比，谁轻谁重？舆论倘若对于犯罪心理、犯罪动机、犯罪细节事无巨细地加以渲染并且寄予同情，那些本想犯罪的人们，就很可能会更加放大自己的悲情心理，并且像鼓了劲似地走到前仆后继的同一条犯罪道路上去。
昨天广州警方公布的犯罪嫌疑人，令人惊讶地看到，一个25岁的年轻人，竟然会因个人赌博输钱而心生不忿，在公交车上制造了这场纵火惨案。如果不是因为赌博，媒体同样可以在这个输不起钱、甚至可能已经穷困潦倒的小伙子身上，挖出这样或者那样令人同情的细节来。但是，这个心理已经变态的小伙子，谁能保证他的心理扭曲过程中，是否有着被舆论扭曲了的阴影？是否在媒体连篇累牍关于陈水总、关于包来旭等看似令人掬得出泪来的同情式报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是否在那些“无悲剧不制度”的公知式反思与愤慨之中，找到了心理与道义上的支撑？
我们可能难以控制犯罪分子心理的变态，但影响社会犯罪心理的舆论和媒体，心理万万不能变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