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在伊被绑险遇难 忘记恐惧再闯阿富汗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城区没公共电力，晚上黑得银河都清晰可见。每天采访完回到住处，我和日本摄影记者郡山总一郎总要聊上两三小时。

　　“你记得在伊拉克被绑架的三个日本人吗？我就是其中一个。”郡山不止一次如此介绍自己，和笔者在喀布尔偶遇时也一样。相处十多天下来，我发觉日本漫画中那些看似夸张的人物原来相当写实——郡山就是活脱脱从漫画走出来的。

　　我原先总觉得，日本人连英语都不会说便到处乱闯，被人取笑了也不懂还击，经常连累其他东亚人也被当成傻子。

　　第一次从绑架新闻照中看到郡山，只觉得这人一脸戆相，心里为“这个最天真的日本人遇上了最残酷的现实”而难过。没想到过了不到半年，我居然跟这个戆男在阿富汗拍档。他依然是一脸天真，依然在天真地拍照，而且将天真坚持到使我改变了对天真的定义。

　　我问他第一个问题是：刚刚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怎么又来阿富汗这种鬼地方？不怕吗？

　　“怕呀，但我更想看其他国家的人；反正是有时怕有时不怕。阿富汗是有点危险，来了之后如果觉得怕，大不了就躲在酒店里。以前的我喜欢危险、刺激，被绑架后有点怕，不再喜欢危险了。但过一两年后，一旦忘记了被绑架的恐惧，可能又会喜欢危险的。”

　　看不懂电视新闻就成了摄影师

　　郡山并不是从小就喜欢摄影，走的也不是毕业后进报社当摄影学徒的路。在28岁前，他甚至连一台相机也没有。

　　郡山回忆中学时代的自己，完全不是读书的材料，但运动、爬山、单车、空手道样样精通。后来因交通意外，错过了当职业自行车手的机会，便听母亲的劝告加入日本自卫队。在自卫队的六年，他经历了结婚、生子和离婚的“大轮回”；回到单身后，又转行做货车司机，染金发、戴六只耳环兼文身，靠业余赛摩托满足刺激欲。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没有离婚，我是不会出来跑新闻的。”

　　开了五年货车后，2000年的一天，郡山在电视上看到巴以冲突的镜头，但越看越不明白：为什么以军要向扔石头的巴勒斯坦人开枪？

　　虽然以前当过兵，精通炸药和地雷，但他对国际时事一直没兴趣，又不喜欢看书。不过，眼前巴人被杀的画面还是深深地触动了他，他决定要过去看看，那边到底在发生什么事——这既包含对生命的关怀，也出于对刺激的追求。

　　于是，一个从未出过国又不懂英语的日本货车司机，开始向政府申办护照，接着用心爱的摩托车换来一部二手尼康相机，然后登上了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飞机。

　　现实里的残酷当然跟电视上的很不一样。总一郎一抵达，便被以色列官员盘问了三个小时，出来时已是深夜，只好在机场过夜。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患了外国人恐惧症，成天躲在酒店不出门。到了第八天，总一郎终于硬着头皮跑到西岸和加沙，对以军说：“我想拍照，我是游客。”

　　最喜欢拍儿童的眼睛

　　在那里，他认识了“入行师傅”、著名战地摄影记者Q·Sakamaki(总一郎管他叫Q生)。一天他和Q生在加沙遇上大规模巴人示威，以军开枪镇压，五死多伤，Q生的手臂也中了弹，血流如注。

　　正当郡山想放下相机送Q生到医院时，Q生说了一句让他刻骨铭心的话：“我只是手受伤，没什么大碍。你是摄影记者，你的工作就是拍照，就算我死了也顾不上了。”

　　于是郡山继续留下来拍照，并第一次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摄影记者了。后来他开始尝试向日本报刊发照片，第一辑巴基斯坦童工故事2001年被《朝日新闻》刊登，郡山慢慢摸索出门道来了。

　　“同样是战地，Q生的照片以战斗和死亡为主题；我不喜欢这样，我喜欢拍活着的人，因为活着就有未来，而活着的孩子有更多的未来。”

　　提起孩子，郡山俨然是个专家，他最喜欢拍孩子的眼睛。“人大了眼睛就变了，只有小孩的眼睛最单纯，最能代表性格。”

　　他曾在泰国的艾滋病孤儿院当义工，到菲律宾和流浪儿童一起睡觉，在遭遇大屠杀的杰宁市和巴勒斯坦儿童一同叹息。这几天在喀布尔和阿南部城市贾拉拉巴德，他也是天天追着街边拾荒小孩拍照，面上常常挂着西瓜般的笑容。

　　有时引来二十多个小孩追着要拍照，郡山只是一边大笑一边逃跑，最后连眼镜都被小朋友抢去了。我觉得除了天生对儿童的热爱外，郡山的“儿童主题”背后，还埋藏他对两个子女的思念——前妻在离婚六个月后便再婚，使郡山难见子女一面。

　　遇险侥幸生还回国竟挨臭骂

　　今年郡山总一郎第二次到伊拉克。第一次是在2003年伊战刚结束时，他到巴格达拍摄战后情况。由于上次只逗留了七天，根本没时间接触伊拉克民众，郡山决定再去一次。“我从去年开始攒旅费，在建筑工地和百货公司工作，有时也开货车。”

　　辛辛苦苦积蓄了四五千美元旅费，没想到这次人还没到巴格达，便被人绑架，差点送了命。

　　绑架的经历媒体已报道了很多，这里只说一个小插曲。话说郡山被绑匪劫去两部名贵相机、手提电脑，还有藏在裤管的两千美元，只有放着一千美元和回程机票的贴身腰包未被发现。

　　获释后，他们被接到巴格达日本大使馆。使馆职员一点也不客气，骂他们是蠢材，硬要三人立即飞回日本。

　　不让他们在伊拉克久留应该是为他们好(郡山曾提出想留在巴格达，用小型相机继续拍照，因为他这趟为来巴格达筹备已久)，但奇怪是使馆要他们自掏腰包付两千美元的机票款。郡山只剩一千美元，另外一千只好让母亲和兄弟汇来。“日本政府是我的敌人。”郡山气愤地说。

　　好不容易回了国，又有另一场风暴正等着他。三人赴伊拉克的行为在日本引来许多批评，报界说他们不负责任，使国家陷入尴尬局面，极右翼人士更天天打电话来家里喊打喊杀；但另一边方面，又有许多人视郡山为英雄，特别是新闻界同行。

　　“传媒经常来预约采访，许多记者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大学都争着请我去演讲，讲伊拉克人质问题，像个教授一样。”这几个月郡山天天都不得安宁，虽然讲述绑架经历收入颇丰，两个小时就能挣500美元，最高纪录是一天3000美元，但郡山一点也不喜欢这种生活。“有钱是好，但我是摄影记者，不是教授。”

　　别人要他不断复述绑架经历，要他永远活在回忆中，让他感到很窒息；只有再次回到新闻热点的大海中，他才能得以复生。“我来阿富汗就是要透一透气。”透过气后，郡山又得回国继续演讲，目前日程已一直排到明年四月。

　　母亲说：如果你被砍头也没办法

　　最初我以为，像郡山这种国际摄影记者是不可以太重感情的，否则牵挂这么多，如何放开去闯？

　　“踏上这条路后原来不打算再谈情说爱的，直到一年前我还是这样想。”一年前他还是孤家寡人，如今有了一个当话剧演员的未婚妻。两人感情发展很快，已定在11月结婚。

　　郡山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从阿富汗打电话和未婚妻聊天，每天把握她的情绪变化，电话费再贵也顾不上了。在伊拉克被绑的9天里，他也无时无刻不挂念女友和母亲，觉得自己很自私，让她们白白为自己担惊受怕。反而是母亲比儿子更看得开。“母亲说，如果你真的被砍头也没办法，因为这是你的终身职业。几个月后，母亲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原来她在二十岁时，也曾志愿当摄影师。她说：既然你爱摄影工作，相信自己生来就是干这一行的，那就要继续干下去。去吧，去吧。”

　　这句话跟Q生中弹后说的话何其相似，这是日本人特有的敬业态度。想必正是这种精神在背后推动着郡山，使他能保持一颗天真的心。

　　郡山爱小孩，他很希望能和新太太生小孩，并准备为小孩放弃摄影记者的事业。

　　“在我四岁时，沉迷赌博的父亲为避债离家出走，二十多年音讯全无。我不能让孩子没有父亲。将来如果妻子生了小孩，我可能为照顾孩子而不再摄影，回去当个货车司机。”

　　这句话让笔者很感动，因为我不单认识了一个有情怀的日本摄影记者，更认识了一个甘为孩子奉献事业的好男人。日本人很天真，有时天真得挺可爱。驻阿富汗特约记者朱凯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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