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经济议题何去何从
文/张广昭
9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从1953年起，中国已经先后实施了12个五年规划或计划。在共和国的经济叙事中，五年规划堪称国之大纲。
十八届五中全会，这个牵涉13亿人未来五年命运的国家级政治经济活动，近期无疑成为显性话题。
只能迎难而上
是次五中全会的最主要议程是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非常重要，不仅是因为这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而且是因为“十三五”时期中国要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分不易。但这是十八大许下的政治承诺，事关党的信誉。对于习近平等领导层来说，没有后路可退，只能迎难而上。
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之下
可以预见，“十三五”规划制定一定是置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之下。习近平多次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那么，新常态背景下的增长速度、结构调整、生态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人口政策等怎样行进，将中国带向何方？
增长速度
国家统计局刚发布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引起舆论一片声音。但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在中国当前的经济体量下，能取得这样的增速已经非常不简单。关于增速问题，李克强最近表态“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要死守某一个点”。对于中央来说，无论是7%，还是6.5%，抑或其他增长比，都一定是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新常态、权衡各种因素后作出的决策。
这其中，有两个考量因素起到关键作用。一是就业扩大、收入增长需要；一是为调结构、深化改革留有空间。经济增长从来不是单独叙事，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密切相连。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一样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政治经济学。
结构调整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工作上一直小心平衡着“增长”和“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增长、质量、效率从何而来？无疑是从经济结构调整中来，从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来，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三大战略实施中来。
生态体制改革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将是“十三五”重头戏，这是发展阶段和国情民情决定。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而且日益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关联。近几年出现的“邻避效应”，就是人们愈发关注生态、注重环保的体现。因此，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意义不仅是经济上，而且具备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
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也将是“十三五”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共和中国政府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不可能走向西方不遗余力呼吁的“私有化”方向，而是朝着做大做强方向改。更具体地说，就是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就在于此。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国有企业改革一定是坚持问题导向，主要解决内部管理混乱和寻租护租问题，坚决防止内部形成利益集团，阻挠全面深改大局。
人口政策调整
在当前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的处境下，人口政策稳步有序调整成为必然选择。这其中，“延迟退休”、“全面二孩”等备受人们关注的政策，“十三五”应当会予以关注和回应。
中国体制优势
五年规划，已成为展现中国体制优势的代名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到：“由于西方民主政府经常改变的目标和频繁更换它的人员，所以它的事业缺乏首尾一贯性或经常半途而废”。相比，以五年规划为代表的中国公共决策行为和模式，更具前瞻性和战略性。当然，无论五中全会制定怎样的“十三五”规划，更关键的在于让纸上规划在现实中得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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