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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杂志:南开大学校长追忆一代大师陈省身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28日17:53 《人物》杂志
《人物》杂志:南开大学校长追忆一代大师陈省身

送别大师陈省身 南开大学新间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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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杂志:南开大学校长追忆一代大师陈省身

大师陈省 绘图/李晨


  陈省身先生12月3日不幸去世,我的心情无比沉痛。在此前的抢救中,我是多么盼望医学能够创造奇迹,将他的生命挽回。因为他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国际数学中心大楼还等着他来剪彩;我们这些弟子还要聆听他的教诲;南开事业的发展还要他来指导……但他还是走了,去了“数学的圣地”。每念及此,我的泪水都会忍不住夺眶而出。

  陈先生是我一生最敬重的师长,我受到他的教诲和关心,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用
语言无法表达。

  陈先生是享誉世界的、伟大的国际数学大师。他专长微分几何,是20世纪最杰出的几何学家,为整体微分几何奠定了基础,对数学乃至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陈先生又是伟大的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数学教学,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包括吴文俊、丘成桐、严志达等在内的一大批卓有建树的数学家,为世界数学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国数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先生还是伟大的爱国者。他始终对祖国有着赤诚心怀,提出“中国应该成为21世纪数学大国”的“陈省身猜想”,诚挚地就对外开放、发展科学事业、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积极推进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促成国际数学家大会在我国召开,并殚精竭虑地支持和指导南开数学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建设与发展。陈先生为全世界,特别是为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一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伟大的业绩,是世人景仰的一代大师。

  我的导师严志达院士是陈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而我个人与陈先生也有20多年的交往。

  1980年春天,他在北京大学系统地讲授微分几何课程,我作为一名后学去听课。1981年在第二届“双微会”(微分几何与微分方程国际会议)上,我宣读了我在“文革”后的第一篇论文。陈先生对此很关心,让我专门向他做过一次报告并给予具体指导。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作为他的工作助手,协助他建设数学学院和数学研究所。这20多年中,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不仅仅跟他学数学、学怎样做数学,更重要的是学做人,他在各个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而我从陈先生身上学到的东西不能简单地用潜移默化四个字来概括。他做人的性格魅力,做事的目标高远,处理问题的高屋建瓴,真正体现了大师的境界。他很早就提出了“到21世纪中国应该成为数学大国并率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口号,并为整个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战略目标。

  陈先生是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之后,第一批到祖国访问的美籍华人科学家之一。2000年回南开大学定居,到2004年12月辞世,30余年中,他主要做了4件大事。

  第一,为数学人才的培养倾注了全部心血。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科学人才是他一贯的理念。他于1985年创立南开数学研究所,这不仅是为南开,也是为把中国建成数学强国,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培养数学英才。他每年花大量时间邀请全世界的数学家来访问,同时,输送人才出国深造。现在中国数学界最优秀的骨干,几乎都曾从陈先生那里受惠,得到过他的支持、帮助和爱护。在南开数学所成立仪式上,他说:“要为南开数学所,为中国的数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还在1986年数学所成立1周年纪念大会上说:“我这样一个75岁的老头,抱着个1岁的婴儿,你们应该知道我的心情。”

  第二,搭建中外数学交流的桥梁。“文革”之后,中国数学百废待兴。上世纪80年代初,他多次领衔召开“双微会”,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国内外数学的交流。南开数学研究所成立之后,由他主持先后举办了多次学术年活动,邀请国内外数学家同台讲课交流。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是他早在1993年与丘成桐共同倡议的,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通过这些活动,他把中国和世界数学界广泛联系在一起,使中国数学家成为国际数学大家庭中一个非常积极、有活力的成员,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第三,对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由他倡导、在当时国家教委的支持下,南开从1986年开始举办数学试点班,这为以后高校设立基础学科教学基地提供了宝贵经验。1984年他创办了数学研究生暑期学校,邀请国内外名师对来自国内主要高校的优秀数学研究生系统讲述了当代数学核心课程,介绍重大前沿课题,这项活动延续至今,并推广到其他主要基础学科,对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水平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不仅对数学,对于其他科学,对于中国融入世界科学界、进入世界科技创新体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媒介。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而他的学术地位、爱国情操和社会影响力,使得他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得很成功。

  第四,热心科普事业。他应邀担任天津科技馆名誉馆长,在那里设立数学分馆。他亲自设计2004年“数学之美”挂历赠送给数学爱好者,把数学史上最重要的概念用通俗的方式介绍给大众,甚至对小学生的数学活动也不遗余力地支持,天津市小学生数学邀请赛被命名为“陈省身杯”。

  陈先生的一生很充实。他按照自己的思维去生活,达到了一种自由的境界。作为大科学家,他不仅思考科学,也思考社会、文化和人类。他兴趣广泛,跟各界人士都有接触。他跟金庸先生讨论武侠小说,与叶嘉莹先生谈诗词,为范曾先生的书作序。他对历史也很感兴趣,曾专门作了大量考证,发表了一篇有关清太宗孝庄皇后的文章。

  陈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始终心系中国。他就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提出过许多非常好的建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认为中国应该成为数学大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他对祖国和民族的爱,饱含着感情和哲理,有时候他的一句话,都能让人回味无穷,引发深刻的思考。他曾在南开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同学们说:“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多好啊,完全有条件把中国的科学搞得更好。我那时上学,日本人驻扎兵营,刺刀在那儿晃,我心里非常不舒服。那时候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但现在中国强大了,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好多同学都说陈先生的话令他们终身难忘。

  陈先生善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考虑问题,处事又非常人性化,让人如沐春风,感觉到实实在在的温暖。陈先生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在国内受到陈先生的指点和支持,走上数学研究道路并做出一番成就的人有数百人之多。90年代他主持在香港设立的“求是青年科学家奖”数学奖的遴选,专门挑选年轻人作为培养对象,每年3个人选,到现在有二十几个人获得了这个奖。而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国际数学联盟挑选了11个中国数学专家在大会上做45分钟的发言,其中年轻的科学家全部在陈先生支持的人选中,可见他挑选人才的独到与远见。像南开数学所现在的支柱陈永川、张伟平等人,当时都是陈先生送到国外去,又在国内成长起来的。他默默地以不同的方式支持青年人,他的谦逊、缜密和对年轻人真诚的热爱,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经常想,陈先生是怎样对待我们的,我们就应该怎样对待学生,帮助他们尽快成长。

  陈先生与南开大学有着深厚的情缘。他曾不止一次深情地说过:“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他的数学事业从南开起步,2000年定居南开,把南开作为事业的新起点,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为南开的发展倾注了极大的精力。1972年他第一次回国就到南开访问,看望他的老同学吴大任先生和当年的体育老师侯洛旬先生。他认为南开很安静,适合做学问,于是回来创建了南开数学研究所。他对南开的贡献不仅限于数学,对学校整体的发展,在很多问题上都给予建议和指导。例如,他十分关注生命科学的发展,专门与我们讨论南开生物学科的发展。他曾瞩望南开不仅要做一流大学,还要建中国第一的大学,这句话一直鼓舞着我们。

  在南开,陈先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跟青年人在一起聊天,他这几年接见了数不清的年轻人。数学基地班的学生与他见面之前都很紧张,但他们很快就觉得这位老人是那样的慈祥可亲。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们,跟他们聊天,和蔼地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学习体会等。他坚持给普通本科生开课,去年“非典”过后还系统讲授了“后微积分”。很多研究生都跟他有单独的接触,与他讨论问题。他很乐意为全校学生发表公开演讲,每年都讲很多场。

  陈先生始终淡泊名利,从不注重功名利禄。国家和学校发给他的津贴,他都用于南开数学和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并资助一些年轻数学家出国深造,资助生活困难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2004年获得“邵逸夫数学科学奖”后,他将100万美金的奖励分成若干份,捐赠给他学习、工作过的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根据南开大学的规定,学校配套奖励给他100万美元。可是在宣布这个决定的当天,他就告诉我们:“这笔钱,我还是要用于发展南开大学的事业。”他说要用这笔钱建一座用于接待外国专家的漂亮的别墅楼,这样在南开数学研究所举行各类数学活动时,国外的数学家们就可以有一个合适的休息场所。

  陈先生的一生离不开数学,最有兴趣的事情便是做数学,他对数学的追求是一种天性。他对数学充满了好奇心,对新生事物尤其敏感。数学界每一次重要的新进展,他都很关注并且马上把有关学者请来讲学。在数学领域有一个著名的“庞加莱猜想”,最近一位俄国科学家在这一猜想上取得了新的成果,陈先生专门找来国内一批年轻科学家对此进行讨论。他认为这位俄国人的证明不见得正确,并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大家听。虽然他最后几年行动不便,却从未停止过工作,即便住院前的一两个月,他的安排也是非常满。他在南开惟一一段空闲的时间就是“非典”期间,学校不让大家跟他见面。他开玩笑说:“你们把我给隔离了。”而这段时间他仍在思考数学,潜心研究6维球面上的复结构问题并取得了突破。

  陈先生对数学事业的赤诚让人动容。他生前念念不忘、始终牵挂的仍然是数学。陈先生11月29日下午住进医院。当晚我去看他,他根本不谈自己的病情,而是一见面就问我出国访问的情况,谈数学事业的发展。陈先生说:“现在我们大楼有了,这个楼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做好数学。”这是他最后交待的事情。陈先生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还是数学,他希望中国的科学家做世界上最好的科学,中国的数学家做最好的数学。这是他的最大遗愿,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期望,也是最大的鞭策和责任。文/侯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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