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行政学分析:有效行政工具构成无绩效局面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和政府出现后，“会议”成为一种习常的行政工具。客观地说，会议已是各国行政过程的一部分，也是企业、NGO以及各行各业行政作为的基本方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不开会，是不可思议的。就会议的特质而言，其实就是“会”“议”两字。会者，汇集也，即与议程相关者同时到场；议者，相商也，即在同一时间内，议程各方或相关层级共商事务。

　　会议的有效与无效

　　会议其实是一种很有效率的行政工具。其一，与会者可以快捷地获得同一的各种指令或相关信息，实现了信息对称；其二，核心部门的信息发布、指令、战略和战术部署等，以会议的方式，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覆盖所涉及的对象；其三，简洁明了，没有拖拉。什么事情在会上一布置，各路照此办理。有什么问题当场提出，协同解决，体现了效率价值。

　　可以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现代，很大一部分是与“会议”有关的。如果统计一下，全世界光会议建筑，就不可胜数。世界各国的议会政治，其实就是“会议政治”。现代代议制、民主制的特点，就是以必须的程序，来确保公共决策的安全性，而“会议”就是实现这种程序的载体。很多机构本身，就是“会议制”的，如国际上的联合国大会，国内的人代会、党代会、常委会、各类协会、商会、学会等等。

　　由于会议的集成性、议程的预设性、讨论的博弈性以及决策上的“形式合法性”，使它取得了行政工具中的强势地位。

　　但是，“开会”被运用得过多过滥，会议的名目林林总总，什么事情如果没有开会，就没有完成，以至于会议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什么事情只要开了会，就算大功告成。至于会议效率，正如“帕金森定律”指出的：即便是真正讨论的会议，也是按照所谓“繁琐定律”进行。一种有效率的行政工具，却构成了大量无绩效的局面，这是现今“会议”政治的一大悖论。

　　泱泱会海的形成原因

　　泱泱会海为何越填越深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事多造成会多。处于变革社会中的党政机关、事业团体、民间组织，都有大量需要研究决策的公共事务，需要以会决事。同时，一个组织机构管理幅度过宽，不仅导致领导者负担过重或出现管理混乱，也必然引发大量会议。

　　二是出于“仪式”和行政规制的需要。记者招待会、表彰会、命名大会、颁奖仪式、签约仪式、捐赠仪式等，是必须开会的；再者，贯彻上级部署、决策，以“会”的形式传达、布置、动员，比较正规而有影响。

　　三是组织多造成会议多。管理层次越多，信息沟通就越困难，会议就越必要。很多事务具有交叉性质，牵涉到其他机构的参与，大量协调性、联席性会议便产生了。如果社会事务日益集中于行政系统，就会造成会议膨胀。一般来说，政府越强，会议越多；而一个地方公民参与越成熟、参与度越高，会议就越少。

　　四是形式主义造成会多。也就是存在大量可开可不开、甚至可以完全不开的会。很多行政机构开会成习惯，为开会而开会，至于开会达到什么绩效，解决什么问题，并不重要。会议只是表明工作在落实，在推进，在布置，又可作广泛宣传，这种既告慰上级，又能起到安民告示作用的事，何乐不为？所以自然而然开会多、开会滥。

　　精简会议的制度化举措

　　从制度规范的角度分析，要有效减少会议，以下方面可作参考：

　　以减事来减会。提倡简约政治，行政运作提倡“奥卡姆剃刀”。无论宏观管理，还是微观管理，都应尽可能地遵循“ 简单化”原则。

　　以减机构来减会。机构的总量与会议的总量，有着内在对应关系。要有效减少会议，一定要遏制“行政机构总是呈现金字塔形，并按一定速度增长。各种委员会的人数总是不断增多”这样一种“帕金森定律”。

　　以减职能来减会。对公共事务进行分类，尽可能让市场去做、让民间去做、让规则去做。这样不仅减少了忙碌，也减少了大量会议和行政交易成本。

　　以替代方式减会。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行政单向沟通方式、领导者下基层调研、办公、决策等。不要什么事情都弄到会议上去，更不要人为制造会议。

　　以减少经费来减会。会议耗费大量行政成本。规模稍大的会议，人力物力投入巨大，文件印发，分组讨论，兴师动众。必须建立“成本理性”，开任何一个较大的会，都应作成本—收益对比，对会议经费单项核算，在经费上釜底抽薪。

　　以求实效来减会。杜绝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不开形式主义的会，不开无绩效的会，不开可以其他方式替代的会。各级政府和各种团体机关，要从习惯化的“会议治政”、“文件治政”，走向法治基础上的规则治政和功能集约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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