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楼的正反说法

　　-观察记者 刘晓林

　　摩天大厦曾代表了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骄人成就。在20世纪，许多国家和地区热衷于建造摩天大楼。但如今许多专家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正反观点犹如天壤之别。这些看法都代表着人们对高楼的种种观点。

　　世界上关于超高层建筑的种种争议也在进行，尤其在西方，建设摩天大楼的热潮已经逐渐消退。尤其是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那场世界噩梦，让许多人提出了疑问：我们真的需要摩天大楼吗？

　　正方：高楼是人类发展的

　　一种标志

　　对摩天大楼的建设，正方认为这是一种信心的标志。

　　从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到普通市民，从投资者到同行，都对建造摩天大厦充满信心，并且认为，这是中国的需要。“建设摩天大楼并不经济，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建设世界第一高。”　

　　“建摩天大楼，建再高，现在我们的技术都没有问题，而且上海的特点就是兼容并蓄，弄堂要，摩天大楼也要。”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建筑学会副理事长郑时龄说，“这个建筑不是某个集团的，而是上海的、中国的。”

　　北京市建委人士认为：“各地纷纷建摩天大厦，说明经济发展，各地具备了建设的实力，特别是象北京、上海、广州这样走向国际化的大都市，更具备条件和实力。上海是个兼容并蓄的城市，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摩天大厦必不可少。”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名誉董事长森稔说：“上海的经济发展让我们有信心，即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外资进入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项目重新启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上海房地产市场一直向好，房产政策有利于市场的发展。”

　　“建设世界第一高楼正逢其时，这将是浦东新的起点，新的希望。”主抓浦东开发的上海副市长周禹鹏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世界更多的将目光投向上海，投向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跨国公司都需要在这里设点，环球金融中心无疑会为上海建造世界级城市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有人认为，这个建筑“巨无霸”建成后，不仅将成为上海甚至是中国的象征，而且也标志着浦东进入新一轮的开发期。过去10年，上海的高楼满足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对空间的庞大需求。

　　“建第一高楼好，让世界都知道阿拉上海有钱。”上海的市民说。

　　“这是上海财富和实力的象征，建造摩天大楼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复旦大学教授谢遐龄这样认为。

　　“财富和实力的象征。”摩天大楼的拥护者一针见血地说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在公开招标时明确指出，所建高楼不能低于多少多少，因为要作为政府的“形象工程”。

　　正方的观点认为，其实中国的城市造高楼没有什么错,中国人口多,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进军,如果不建高楼的话,城市必须向外横向大规模扩张,这样会占用大量耕地,造高楼可以节省土地。

　　反方：摩天大楼不合时宜、

　　不合潮流

　　反方则认为，从经济效益、环保安全要求、人文关怀、发展趋势等方面来看，摩天大楼都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不合潮流。

　　金茂大厦的设计者、著名结构工程师法兹勒.康说过：今天造190层的建筑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困难。要不要盖摩天楼或在城市里如何处理摩天楼，那并不是工程问题，而只是个社会问题。

　　以菲力普•约翰逊为首的一大批建筑师用行动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们拒绝在美国建造摩天大楼，摩天大楼的阵地转移到了环太平洋西岸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著名的建筑商已经一个不剩地进入了中国市场。

　　北京市建委人士认为，各城市有各自的特点，北京是文明古都，不能不考虑保护古都风貌的问题；北京还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不能不更多地考虑安全问题，所以不能建更多更高的建筑。其他城市也要依据自己的特点、发展条件和实际能力，来决定是否需要建设超高楼。“既不能一味限制，更不能随意跟风。”

　　不少人认为，造高楼没错，但是无限制的攀比“第一”，就有问题了。世界前十的摩天楼有6座是在中国的，中国人爱面子，就喜欢造这些昂贵的，华而不实的东西。目前，广州、深圳、上海、北京、重庆、天津、武汉等很多城市都在规划世界第一的高楼。除了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是日本人投资，其他都是用国有资产建的。这绝对是浪费。而且这东西造好了更麻烦，它的维护费用，也是吓人的。

　　有一些专家指出，高层建筑的大量建设，给城市带来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如城市道路压力大、供水供气紧张、管线铺设难度大、城市局部热场变化和地质的沉陷、消防等问题，这些都令人担忧。

　　对高楼消防问题的担忧是很多人反对“誓比高”的理由。据了解，号称委内瑞拉第一高楼的“中央公园”的双子塔火灾发生后，100多名消防队员和200多名军人加上两架直升机经过近20小时的奋战，大火才被扑灭。造成大火久扑不灭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层水压不够。如果拿高度421米的高楼为例，一旦发生火灾，光消防员上下跑个来回就要个把小时。以目前的消防条件看，拿直升机灭火是很难实现的，而消防设施的“摸高”也与421米的总高度相距甚远。据某市消防支队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世界最先进的消防云梯最高也只是达到72米，我们当然也达到了这一高度，不过对于动辄100米以上的高大建筑来讲，出现紧急情况消防队所起作用不大，主要靠大楼里面的设施自救。专家提议，造第一高楼一定要在建设规划时加强自身防火和灭火功能。

　　众多建筑专家对各地比高现象却是得了“恐高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加平博士认为，当前各地出现的“高楼热”有必要冷却，否则照建设势头发展至少还会持续15年，到时安全、耗能、采光、用电、隔音等诸多问题会更为突出，特别是能源消耗、应付火灾等突发事件上，高层建筑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不少专家提出了绿色建筑理念，刘加平解释绿色建筑时称，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提高建筑的舒适程度被提到议事日程，绿色建筑就是在不断提高建筑给人的舒适度的同时，将建筑本身带来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降到最低。“高楼热”中的注重外表华丽而轻视环保舒适的倾向，同样遭到专家们的质疑。

　　日前，南京国资绿地金融中心方案竞选评选委员会评委、著名建筑专家齐康院士对南京建“中华第一高楼”提出质疑。他在近日召开的第九届全国建筑物理学术会议上说：“我觉得南京建400米高楼不合适！”

　　中科院院士齐康在谈及为何反对南京建421米的“中国第一高”时表示，南京的城市建筑规划应避免“混凝土森林”现象，决不能再走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老路”。就拿上海来说，前些年上海市区夏季平均气温要比南京低2℃左右，但是近年来上海“混凝土森林”疯长带来的“热岛效应”，使临海的上海现在比“火炉”南京还要热。而南京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新街口就很明显。所以盖楼不一定非要高。此前，南京曾组织专家对“中华第一高楼”规划进行论证，他个人是明确反对的。

　　除了“热岛效应”外，专家反对南京建“中华第一高楼”还有出于城市景观的考虑。南京是有文化传统的山水园林城市，当年鸡鸣寺附近要建10层高的科技会堂，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建筑大师杨廷宝在会上用拐杖跺地，怒斥说：“我们江苏没有人了吗？我们南京没有人了吗？”最后科技会堂盖成了3层。杨廷宝对鼓楼地区也提出过限高的建议。

　　除了环境、景观方面的压力外，经济因素也是第一高楼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众多第一高楼似乎都是命运多舛，成为“烂尾楼”的例子不在少数。最近的例子就是目前规划中的江苏第一高楼—南京国际广场，该广场因为各种原因已开发了12年，这块位于湖南路、中央路的黄金宝地在1993年到1999年晒了6年的“太阳”。上海北外滩地区第一高楼宝矿国际大厦作为甲级写字楼1994年动工，1998年由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而停工。2003年9月被强制拍卖，泓邦投资公司以4.71亿元接手，创上海烂尾楼拍卖价之最，但此时该楼烂尾已达7年之久。看看海口、北海的烂尾楼吧，毫无疑问，它们一样承载过标志繁荣、推动发展的光荣使命，但结果呢？

　　同进，高层建筑在建造过程中和建成后会产生一系列污染以及一些难以消除的安全隐患。世界各国已对高层建筑越来越谨慎。目前，世界上一些城市和地区根据自身地域特点和要求，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法规。如美国的波士顿、旧金山等都制定了高楼环境评估的法规；日本则制定了大型建筑项目能源消耗评估以控制热岛现象的法规。

　　过去摩天大楼是经济发展的象征，增强了国民的自尊心，但是这样的观念正在被淘汰。有一位专家曾心痛地说，我们是跟人家比实用还是比豪华？那些耗资千百亿建成的这些“天下之最”的后果及影响，有谁考虑过？因此，有人认为摩天楼是工业社会的一种病态，野蛮地把城市的天空破坏了。

　　对此，西方社会学家指出，现代化的过程应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是有其丰富内涵的。现代化城市不在于其表象是不是有高楼大厦，而应该考察其政府管理体制、是否有宜居住的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是否均衡等本质的东西。欧洲的一些城市，现代化气息颇浓，但高楼大厦却不多。有的历史文化名城，比如巴黎，虽然也有高楼大厦，但相对集中在新城区，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历史景观周围并没有高层建筑，这样，既保证了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又维护了城市的历史传承。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一次大会上针对中国人的“第一高楼情结”曾明确指出，做标志性建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面向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网络时代、新经济时代。回想一下过去的建筑，撇开政治的概念不谈，实际上所有的建筑都是追求集权，房子比别人高、比别人大成为权力的象征。在工业文明时期，可以把它作为城市的标志，建筑符号就是财富的象征，而在今天这个时代，建筑高楼大厦标志性建筑都已经成为过去时。

　　万科老总王石在总结房地产开发四大教训时十分强调了“危险的高楼情结”，他说，高楼建设不能抛开实际的现实情况，不能超越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步水平，否则高楼建设将不再是纪念碑、里程碑，而有可能成为墓碑。

　　美国建筑师学会副会员、我国一级注册建筑师高民权认为：高楼本身是不错的，特别对于大城市的中心区域，但在建筑高度上千万不要单纯比高，有的地方为了争第一而玩数字游戏，一会儿量到楼顶，一会儿算到塔尖，这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城市建设更要讲整体效果，建筑不要简单地比高。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副会长尹敏达则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可以发展高层建筑但不宜超过200米，超高层建筑必须考虑自救系统。这也得到了许多专家的支持，他们认为超过200米的高楼其优势也就不明显了，也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

　　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1999年他竟然焚琴煮鹤般将一系列艺术的、经典的、似乎总与某种难以名状的精神与意志相关联的伟大建筑与经济危机挂上了钩。他认为，世界最高大楼的建设与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高度相关，世界最高大楼的兴建通常都是经济衰退到来的前兆，离经济衰竭只有半步。

　　关于这一点，从帝国大厦到吉隆坡双塔，概不例外。而马克•桑顿则紧随其后给出了证明，就在那份名为《摩天大楼与商业周期》的报告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被一再演绎，哈耶克竟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一结论的重要渊源。

　　在中国，由于“独有的”资金价格非市场化以及决策过程中无处不在的长官意志、政绩冲动，对于所谓长期资本的追逐将更易在短期内大起大落，而其后果亦往往更难意料。

　　中国的城市建设的一般模式是：领导出国考察，接受巴黎景观大道和曼哈顿高楼林立带来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回家说：咱们也来一个吧。

　　因此，让我们在开始谋划一切“大场面”前，首先记住另一位劳伦斯——劳伦斯•彼德在《彼得原理》一书中所提的诤言，“烂摊子的借口不外是要进步就非得如此；然而，烂摊子就是烂摊子，与进步与否根本毫不相干。”

　　有专家认为，大型工程总是令人激动；新发明总能给人对自己智力的虚荣、骄傲；新技术总是让人好奇，对新生活产生憧憬。人们不愿扫兴地反问它们可能带来问题。

　　不可否认，上个世纪的摩天大厦，已经成为人类一种标志性的精神和物质的遗产，摩天大楼作为传统工业文明和资本权力的“地标”，也具有相当的文化象征意义。但在今天，对于一个理性的建设者和投资者，不应该主要去为满足自豪感，而应将建筑的实际功用放在首位。而恰恰是在这方面，摩天大楼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正如专家所言：21世纪将告别对摩天大厦的顶礼膜拜，新经济时代决胜胁是最具创意的头脑和最快的芯。21世纪，应该向“高楼情结”告别!

　　过去人们单纯地把摩天大楼等同于现代化标志，一味鼓励兴建高层建筑，现在已是全面考评建筑综合效应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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