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农村考察报告:种粮大户汤红兵(新田野)

　　韶山市银田镇三华村。2006年2月19日，种粮大户汤红兵在他经营的稻田旁向记者介绍他的新农村理想。红网记者明健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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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当年向农民了解农民运动的情况。油画，翻拍于韶山冲毛震公祠。（湘潭县 韶山市）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一号文件”强调，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使用权流转带来的效益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明，一些地区也借此达到了“减少农民”、推进工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然而，要在有千年“土地情结”的中国农民的“命根子”上“动土”，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

　　时至今日，经过几番调整和变革，人们已基本达成这样的共识：土地使用权流转工作成功的关键，是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尊重农民的意愿，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时间：2006年2月

　　地点：韶山市银田镇三华村

　　电线杆与“汤红兵现象”

　　“汤红兵现象”的发生和电线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汤红兵所在的银田镇是有名的“电杆之乡”，当地农民掌握着国内一流的电杆倒制技术，他们或倒制电杆，或制造电杆钢模，或从事电杆销售，从而将银田的电杆“插”遍了大江南北。

　　电杆为银田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为本地的农村劳动力输出打开了闸门。据统计，在该镇2200余人的“农民工”队伍中，有一半是在外地从事电杆生意的。

　　农民大量外流造成的农村劳动力欠缺，使得银田镇逐渐呈现出了土地抛荒的危机，从而也将汤红兵推到了前台。

　　做过电影放映员的汤红兵，也曾远离家门，到安徽、河南等地做电杆生意，然而，好运并没有眷顾这个热血汉子——他亏了！亏本后的委屈，再加上平时在外地受尽白眼的遭遇，使得他丧失了继续在外闯荡的信心，他决定回乡务农。

　　当时，除了到各地做电杆生意的人外，银田镇还有许多农民外出打工。劳动力的外流直接导致了土地资源的闲置，一些田地即使不要一分钱租金都没人愿意种。

　　这一切都被期盼重新崛起的汤红兵看在眼里，他开始在心里酝酿自己的种粮计划:如果进行机械化耕作，自己一个人种200来亩田应该不是问题，而稻田规模经营带来的效益比外出打工更划算……

　　说干就干。2003年12月底，趁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家过年之机，汤红兵在村民小组会议上提出租种稻田的想法，得到了本组村民的一致赞成。于是，汤红兵和20几户村民达成了130多亩稻田的租种协议，租种期为5年，租种的代价是:为这130多亩稻田上缴农业税。

　　有了这130多亩耕地，汤红兵心里有了底。他投资10万余元添置了收割机、抛秧机、犁田机、打农药机等六七台农机，实现了农业全机械化操作。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农业耕作的效率，除了农忙时需要花费50元／天请五六个劳力来帮忙外，其它时间基本上是汤红兵一个人打点农活——汤红兵“一肩挑起了百多号人的担子”。

　　2004年、2005年，汤红兵单种粮便实现年收入6万多元，再加上家里养猪的收入2万多元，汤红兵跑步跨进了农村富裕阶层。

　　流转后的规模效应

　　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让汤红兵尝到了甜头，但汤红兵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者。

　　今年52岁的刘建春，是湘乡市育段乡杨名村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1996年，刘建春家盖房欠下了3万多元钱的账。正在这时，一股外出打工的热潮涌进杨名村，许多村民抛下责任田，跑到沿海闯世界去了，刘建春便接过来种，以后逐年增多，最多时种了近30亩，没几年就把欠账还清了。自那以后，她家长年种着20多亩粮田，粮价好时卖粮食，粮价不好时，用粮食养猪，每年种田的纯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在湘乡市，2005年，5万余亩耕地的使用权向大户流转，占全市总耕地的10%；全市出现了大量的大户，其中100亩以上的1户，50亩以上的20多户，20亩以上的150多户。土地集中经营后，种粮效益有所增加，每亩平均增收在40余斤以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湖南省各地在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主要采取了“托、租、转、股”4种模式。根据资料显示，益阳市2005年已有种粮50亩以上的大户1970户，大户数全省第一，其中18户被评为“全国种粮大户”；郴州市安仁县2004年种粮100亩以上的有8户，种粮50亩以上的有53户，种粮10—20亩的有550户。

　　对于流转后产生的规模效应，汤红兵算了一笔账:由于是机械化操作，而且全部实行科学种田，早稻每亩田比原来增产200公斤左右、晚稻每亩增产100公斤左右，他种的100亩双季稻一年便可增产粮食3万公斤左右，另外30多亩单季稻也比原来有所增产。而在劳动力投入上，他更是“以一当百”。

　　“目前农村约有20%左右的农户缺乏种粮技术，田地向大户集中，必然能够促进粮食生产、发挥比较效益。”三华村村支部书记肖桂仁说。

　　大好事带来的忧虑

　　在汤红兵家，记者和他一家子围坐在炭火旁，一边取暖，一边聊天。出乎意料的是，在红红炭火的映照下，汤红兵脸上流露出来的除了丰收的喜悦外，居然还夹杂着几丝忧虑。

　　汤红兵说，早在去年年初他便有了担心。2005年初，湖南省宣布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意味着农民今后种田不仅不用再缴纳农业税，而且还可以享受种粮补贴。

　　这意味着，汤红兵租种的130多亩田不仅可以免掉7000余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可以得到近4000元／年的补贴。这样的大好事，庆祝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忧虑呢？

　　汤红兵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不要交税，还有补贴，咯好的政策，种田有得赚了！我担心5年租种期到期后，他们又会把田要回去！咯样一来，我的种粮计划只怕是搞不下去了！”

　　汤红兵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很多种粮大户都面临了农民回家要地的情况。记者在湘乡市采访时了解到，该市某村就有农民要求当地种粮大户退还租种耕地。他们的道理很简单：

　　“地是我的，我想要回来当然就得给我！我们农民不好过，如果连土地都让给别人，我们就真正一无所有了。土地是我们农民最后一道保障线呀。”

　　“现在国家尽管搞了农村互助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但还是土地让我们觉得踏实。有了土地，我会觉得比城里人过得更幸福，更舒服。因为我想吃什么种什么，不指望发财，但也不会饿死。”

　　“现在在外面打工也不容易，要在城市扎根没那么容易，所以等打几年工，我们还会回农村种田的！”

　　村民的顾虑，让汤红兵多少有点放不开手脚。“原来有些田长满了杂草，很贫瘠，在我手里都整好了，本打算再追加一点投资，把这些田都整肥一点，可是如果他们又要把田要回去，我就不敢花这个钱了！”

　　对保障的两种诉求

　　部分农民回家要回土地，实际上是将土地看作最后一道保障线，而这又让汤红兵这样的种粮大户感觉到没有保障。对此，湘乡市副市长潘如心说，“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潘如心表示，从长期来看，农民必然会选择离开土地，外出务工。

　　她说，尽管目前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实行种粮补贴是对农民的一种政策上的关心，但落实到具体金额上，两者相加农民每年实际上只有七八十块钱每亩的收益，如果再算上农药、化肥、劳动力等生产资料涨价减去的一部分，农民真正到手的收益还不足以让大部分农民放弃在城里的工作回家种田。因此，外出打工的收益仍然比免税后的种田收益可观得多，要回土地的只是年龄稍大或者打工工资偏低的少部分农民，这不会太大地影响种粮大户的利益。

　　“从长远来看，农民外出打工，进而逐渐演变成为‘城里人’，这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一种趋势，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会有更多的农民远离家门，寻找那份比土地产出更丰厚的收获。因此，汤红兵并不用太担心。”

　　在湘乡市，2004年，土地使用权流转面积达6万余亩，2005年取消农业税后，部分农民回家要回土地自己耕种，结果全市1万亩耕地被要回。但是，一年后，部分农民又打算重新将耕地转租给大户。该市市政府相关负责人预计，2006年部分被农民要回的土地又将回到大户的手中。

　　用新型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

　　我省一位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曾经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民把土地作为立根之本，这一阶段土地使用权流转相当困难；第二阶段是农民把土地作为社会保障阶段，这一阶段只要有其他社会保障替代，农民会考虑让出土地；第三阶段是农民把土地作为一种高增值率资本的阶段。

　　他认为，对我国目前许多已转移到非农行业的农民来说，他们正处于第二阶段上，只有用新的社会保障来替代土地的保障功能，才能免除失地农民或少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保证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所以，要做好土地使用权流转、保护大户利益，关键在于保护农民利益，为其提供可靠的保障，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这位专家坦言：如果能取消农与非农之间的差别，实行社会待遇与户籍脱钩，恢复户籍的本来面貌，进城后的农民就会逐渐淡漠土地对他们的保障功能。

　　其实，郴州市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典范。2004年，郴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农业户口取消后，农村居民允许保留土地，也允许依法转让，并根据是否承包责任田，享受不同的计划生育、抚恤优待等政策。

　　显然，郴州市的做法消除了户籍上的城乡差别，为农民加上了一道体制保障。这对于促进土地使用权流转、保障大户利益实可谓善莫大焉。

　　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进程，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向二、三产业转化的同时，建立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保障也必须快步推进、落到实处，这样才能为土地使用权流转、规模经营腾出土地空间。

　　站在自己的土地上

　　当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便成为政府和农民的共同选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意味着进步。韶山市的一些乡镇发现农民养猪种粮收入低，便鼓励农民大面积种植玉米、大麦，养殖黑山羊和牛，但最后都没成气候，走过很多弯路之后，又回到了传统产业的轨道上，成为生猪养殖大市，出口创汇额占湘潭市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二。

　　事实上，一个地方的传统产业往往是资源条件和劳动力优势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湖南具有气候湿润、耕地以水田为主、人口众多等特点，决定了湖南农民的“主业”是种粮和养猪，而不是种植玉米、小麦和养殖牛羊。

　　传统已深深地植根于农民的思想、生活、行为方式的方方面面，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农村经济发展要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

　　“湖广熟，天下足。”一句民谚，说透了湖南“鱼米之乡”的内在魅力，说出了湖南传统农业举足轻重的地位。湖南是种粮大省，更是养猪大省，从本次考察的情况来看，目前粮猪型农业仍旧是湖南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支柱。

　　一些农民兄弟被市场碰得鼻青脸肿的教训告诉我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决不能轻易抛弃传统，而是要尊重农民世代相传的传统和习惯，立足当地资源，全力帮助农民发现市场需要什么，哪些是自己能够生产的，哪些产业还有提升的空间。

　　“汤红兵现象”，是一种立足当地资源，提高传统农业效率和竞争力的有益探索，解决这种探索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总结其中的经验，势必会对农业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一个思路。

　　将政府想做的、农民会做的和市场需要的结合起来，找到市场与传统的“结合点”，引导农民提升传统产业，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资源，启动当地农业中占最大份额的“盘子”。盲目地引导农民抛弃传统，不切实际地推广一些农民不感兴趣的产业，势必会造成农民不必要的损失，还会使农民产生抵触对立情绪。

　　拿醴陵市委书记杨治平的话说，“农村经济的发展，一定要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思考问题。” ★张冬萍

　　毛主席当年考察路

　　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限制喂猪数目、禁喂鸡鸭……这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的“农村诸禁”内容。当时，农会设立“诸禁”的原因是谷米有限，农民食不果腹，愁苦不堪。

　　“新农村堪称天堂”

　　走进今天的湘潭县和韶山市，处处是猪粮丰收的景象。湘潭县粮食总产量和生猪出栏量均排在全省第一位，2005年产粮85万吨，出栏生猪250多万头。韶山市年出栏生猪35万头，生猪产业化来势看好。农民种植的优质稻和杂交稻，年均亩产粮食愈1000公斤，比1927年前后整整提高了3倍！政府和地方中介组织非但不限制养猪，还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鼓励农民增加投入，多养猪、养良种猪。

　　七十三岁的湘潭县退休干部赵荣球老人见证了湘潭县农民生活由饥饿型到温饱型的全过程：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得解放，实现了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共产党用三十年的时间解决了9亿农民的温饱问题。谈到今天的支农、惠农政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老人认为，比起几十年前，新农村堪称“天堂”。

　　粮猪型农业继续担纲

　　目前粮猪型农业仍旧是湖南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支柱。本次考察的6个县市全部纳入了我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粮食生产不仅总量大，而且单产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5%以上。受农业税取消和农村直补等惠农政策的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加，与上一年度相比，各县市的粮食播种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比如湘潭县2005年粮食播种面积183.645万亩，同比增长2.4%，粮食总产量90.9万吨，同比增长2.8%，居湖南省首位；人均粮食占有量达826公斤，全年为社会提供商品粮47万吨，再度获全国粮食生产标兵县称号。长沙县去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33.38万亩，总产60.03万吨。韶山市耕地面积仅9万亩，粮食产量高达7.16万吨。

　　在生猪养殖方面，2005年6县市农民人均出栏生猪数量均在10头以上，其中湘潭县出栏生猪250多万头，韶山市出栏生猪35万头，湘乡市出栏生猪178万头。在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等几个养猪大县(市)中，养猪和种粮的收入占到了农业总产值的50%至70%，大部分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中，约有60%是卖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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