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农村考察报告:娭毑也能工业化(新产业)

　　长沙县金井镇惠龙食品公司内。3月5日，一名农村妇女在加工当地生产的芋头。该公司生产的芋头远销日本、韩国。记者朱辉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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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荷叶坝村。2月17日，李玉芬指着自家猪舍说，她准备扩建新猪舍。红网记者明健飞 摄

1927年1月9日，毛泽东从韶山步行到湘乡，10日到达县城，住在湘乡饭店，在饭店接见了湘乡县委、县工会、农会、商会等组织负责人，召开了调查会。图为当年的湘乡饭店。

　　农业产业化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各级财政要增加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可通过龙头企业资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发展大宗农产品期货市场和“订单农业”。

　　东富是醴陵市的一个镇，101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103家企业。其中30多家帆布手套企业因成本低，已基本打败广东同行，所占的市场份额达到全国十分之一强。手套企业将生产最后一道环节——缝制手套分包给上百个家庭作坊来做，使农村娭毑(湖南方言，指老太太)也能参与手套生产，并用这种低成本的“土狼战术”打遍天下——从无到有到强，东富帆布手套产业仅花了5年时间。

　　时间：2006年2月24日

　　地点：醴陵市东富镇

　　株洲的醴陵市是湖南的东大门，而东富镇又在醴陵市的最东边。湖南的行政版图极似一个人头，株洲就是这个头像的鼻梁，而东富镇正好处在鼻尖的位置。

　　东富镇因东富寺而得名，东富寺坐落在东富村，是一座不大的庙宇，建筑结构是湖南乡间最常见的那种，不甚出奇。出奇的是，寺庙大门上的“东富寺”三字，“富”字缺了上头的那一点。

　　“相传该庙建成之日，村里的长者邀请过路的一位秀才来题写寺名，那秀才看到东富村一带贫困落后，故意少写了富字上的一点，暗讽此地一点都不富。”民间掌故，东富镇党委书记付方华信手拈来。

　　如今的东富，已变了模样。东富镇101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103家企业，形成了建筑、陶瓷、鞭炮烟花和帆布手套等6大镇域经济支柱产业，2005年农民人均收入近5000元。尤为人称奇的是，这个4.9万人的镇竟有3000多外来打工者。目前该镇70%的劳动力每月有工资收入，已由农业镇变成了工业镇。

　　手套加工：无中生有的产业

　　与烟花、陶瓷等传统产业不同，东富从来就没有手套产业的基础，这完全说得上是一个“无中生有”凭空创造出来的行当。

　　建筑业是东富镇的传统产业，从东富建筑队发展起来的东富集团有限公司，如今是国家一级建筑施工企业。

　　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东富的建筑队天南地北闯天下，业务做得红红火火。这些建筑队每年要从广东、浙江等纺织业大省购买大量的劳保手套发给工人。当地一位张姓村民敏感地发现了这一商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东富村创办了第一家手套厂，专门从外地织布厂买来帆布布料加工手套。不过，由于国内手套行业的无序市场竞争，东富镇的第一家手套厂由于没有成本优势而不得不关门。

　　但这也给了其他东富人以启示，开始刺激他们不断去追求成本最低之道。

　　东富手套厂总经理张友秋尝试着联合其他手套加工厂去织布厂进货，规模采购立马让进货成本大大降低；但这种优势并没有保持好久，相邻的江西同行很快就学会这一招，东富手套业又开始面临成本竞争危机。

　　张友秋想，与其去买布，不如自己建织布厂。于是，2004年，张友秋投资一百多万元在原手套加工厂的旁边购地建了一个织布厂。到2005年，张友秋发现，靠从外地购棉纱回来织布，还是有点亏，于是又投资二百来万元在织布厂旁建了一个纺纱厂。

　　三年时间，张友秋的手套厂就征了三次地，建了三个厂。“我今年还想买几十亩地，进行扩大生产。”张友秋说。

　　家庭作坊：老太太也参与工业化

　　张友秋的做法并不是个案，在东富30多家稍上规模的手套厂中，有十多家老板都像张友秋一样，将手套制造业的上游产业链环节通吃。而且还有几家专门的织布厂和纺纱厂生产上游原材料。

　　东富手套老板们的生意经还有一招：无论是织布机还是纺纱机，基本上都是购买沿海大型纺织和服装企业换下来的二手设备，这样，就能以较少的资本赢得更高的产能。“我们将广东的厂搬到东富来了。”

　　不仅如此，东富手套制造商还充分发挥当地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劳动力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付方华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立足本地将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

　　手套生产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缝制和打包工序为例，手套厂裁剪出来半成品——一张成形的手套布料，两张手套布料缝制成一只手套。如果用机器缝制，需要添置大量设备和人员，东富的手套老板们就将这些半成品分包给农村的各个家庭，每个家庭就成了一个独立的作坊。“我也不晓得这种家庭作坊到底有多少，因为太多了。”付方华说。

　　缝制手套是手套生产的最后一道环节，工艺简单，也是利润最低的环节。但在农村家庭，上至老太太，下至小姑娘，几乎每个人都会使针线活，不少人家里都有缝纫机，建筑工人用的劳保手套又不要讲究太多的做工，这样一来，老太太茶余饭后可以缝手套，小姑娘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也能缝制几双手套，“一个老太太一个月赚200元没点问题。”张友秋说，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就出来了。

　　每双手套可以赚二角五分钱，一个家庭利用空闲时间，一个月也能赚上个几百甚至上千元。家家户户缝手套并包装，已成为了东富镇不少村的一道风景。如此一来，东富手套业在国内就很具有竞争力了。

　　土狼战术：跨省开辟根据地

　　现在，东富的手套业发展起来了，本镇的劳动力显得有点紧张，东富的手套老板们开始东进江西设厂。

　　以张友秋为例，他去年就在江西萍乡的老关镇和排上镇各设了一个手套厂，今年又打算在醴陵石亭镇再设个厂，理由很简单：东富劳动力不够而且工资在悄悄上涨。

　　东富手套厂群体就像一群土狼，数十家企业各展所长，抱团群居，形成了产业的成本洼地。

　　就这样，东富手套业已初具规模并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也通过这种“土狼战术”，连最普通的识字不多的农村老太太也能参与到市场竞争的大潮中来，并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

　　青竹的产业化探索

　　种粮养猪，是湖南农村最普通、最传统的营生方式。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也是一个典型的粮猪型农村。经过三四年的实践，青竹村探索出一个“公司＋协会＋农户”的全新模式，以养猪协会为龙头，上联公司，下联农户，创造性地推动了“订单农业”的发展，使分散型农户的生产变成集约化的经营。

　　解决销路：养猪协会与公司签单

　　2002年春节，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到每斤2.20元，让青竹村村民坐立不安。正月初八那天，青竹村党支部书记卢国良得到一个消息：湘潭伟鸿食品公司与俄罗斯签订了年供3万头标准化生猪的大单。卢国良大喜过望，找到该公司，但伟鸿公司拒绝跟一家一户的农户签订单，因为收购生猪的质量难以保证。卢国良连夜召集养猪大户开会，成立养猪协会。正月十二那天，青竹村养猪协会和伟鸿公司签订了保质保价供应生猪的协议。

　　2002年3月至5月，养猪协会向伟鸿公司销售生猪1万多头，当时市场价格只有2.15至2.30元每斤，而伟鸿公司的保护价为2.50至2.60元每斤，保护价让农户每头猪多赚四五十元。

　　解决贷款：创造联户联保模式

　　由于价格和销路有保证，青竹村农民养猪的收益明显高于周边村镇，全村412户中有375户加入了养猪协会。然而资金的短缺却缚住了他们的手脚。一些养殖户准备到信用社贷款，信用社的人告诉他们，贷款必须有资产抵押。此路不通，养猪协会会长卢国良琢磨了一个晚上，想出了“联户联保贷款”的方法，即由3至5户没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农户自愿组成联保小组向信用社申请贷款，如果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联保小组的成员必须代他还清贷款。这个办法终于得到湘潭县信用联社的肯定。

　　首批40万元贷款很快发放到农户手中，一年后，贷款额度增加到260万元，目前贷款余额约280万元。

　　2003年，青竹村出栏生猪1.3万头。在信用社支持下，2004年，青竹村出栏生猪数量猛增到2.8万头，去年更是达到3.1万头，户均出栏75头，预计今年将超过4万头。

　　今后出路：必须延长产业链

　　“公司＋协会＋农户”的“青竹模式”被广泛推介，截至目前，采访团所到的6县市均成立了各类经济合作组织，基本上“村村有协会”，有的村甚至95%的农户都加入了协会。仅湘潭县注册的养猪协会、养兔协会、优质稻协会等合作组织就达98家。

　　然而，从农民的收入情况来看，以青竹村为例，2004年猪价上涨，青竹村出栏生猪2.8万头，利润806万元；2005年猪价大跌，全村出栏生猪3.1万头，利润只有150万元，平均每头猪的利润不到50元。按照养猪协会和企业签订的保护价协议，收购价高于市场价0.1-0.25元，也就是说，除去保护价超出市场价的部分，农民养猪实际上没赚钱。

　　以“订单农业”为核心的“青竹模式”只是解决了局部市场农产品卖不出去的问题，却不能够有效地帮助农民规避国际国内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究其原因，根源是“青竹模式”的产业链太短，至今仍停留在销售原始产品——活大猪的经营模式上，必须在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上做文章。

　　迫切希望致富的青竹人看到了这一点。近两年来，青竹村大力推广“猪-沼-果”、“猪-沼-鱼”、“猪-沼-菜”等生态农业模式，前不久，青竹村还与湘潭市一家超市签订协议，双方将合作建设1000亩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但生猪和瓜果蔬菜的初加工还没有起步，更谈不上精深加工。由此看来，青竹农业的产业化之路还需要继续摸索。

　　工业化思维破解农业问题

　　金井镇并不是长沙县镇域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但因其位置的相对偏远、农业重镇的特点而成为此次解读长沙县建设新农村的样本。

　　新农村建设要求工业反哺农业，但农业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工业本身？长沙县委书记杨光荣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抓手在于是否拥有工业化发展的思维，即农村问题工业化方案破题。

　　从金井镇的经验来看，农业产业化是做大做强农业本身的好路径。我们细数金井镇的“6朵金花”，惊喜地发现除“金革”这朵金花外，其余“5朵金花”均与本地农业传统有密切的联系。

　　就拿当地　　头来说，金井农民通过深加工，卖到日本，能售出一元钱一粒的“震撼价”。草根变珍珠的魔力在于，在农业本身剩余价值不大的情况下，延伸产业链，农业就能分享到工业的剩余价值。

　　作为一个农业大镇，金井镇并没有一味去追求工业化，盲目上马制造业等项目，而是因地制宜推行农业产业化，从而让经济一年上一个台阶。

　　因地制宜搞发展，立足传统求创新。这是醴陵市委书记杨治平建设新农村的思路。作为一个生态学博士，杨治平当初来醴陵市任市长时，不少人就希冀杨治平能引来一些高科技项目如生物工程等。但杨治平却表示，醴陵市发展经济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陶瓷、烟花等传统产业。不能拿着金饭碗讨饭。醴陵市加大对传统产业陶瓷、烟花的创新，使两大传统产业重新焕发生机。现在，醴陵市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仅次于“长沙四小龙”。

　　因地制宜谋发展，这是建设新农村的切实路径。农村人口多，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人多却是东富镇手套产业成功兴起的重要因素。农村廉价的劳动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与沿海地区相比，人口大省的湖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将拥有这种优势。 ★皮焕然

　　金井镇开出6朵金花

　　长沙县金井镇离长沙县城30多公里，历史上是个典型的粮猪型大镇，现在也是长沙县的农业重镇。5年前，金井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2000元；5年后，这个数字已接近4000元。

　　按照“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全镇优质稻、优质茶等生产基地达2.5万亩。金井镇围绕茶叶、蔬菜、优质稻、特种红薯等推进农业产业化。目前，金井镇域内有湘丰、金井等6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去年，金井镇实现农产品加工产值4.6亿元，出口创汇1.9亿元，实现本镇劳动力转移就业8800人。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金井镇始终把培植农产品品牌作为重中之重，做大做强做响“金茶”、“金菜”、“金米”、“金薯”、“金革”、“金铸”等“六金”品牌。

　　“金茶”以湘丰集团的“湘丰”牌、金井茶厂的“金井”牌系列茶产品为代表，获湖南省著名商标；“金薯”是指“湘丰牌”水晶红薯粉丝；“星香”牌大米已牢牢地占据了广东、福建等省外市场。当地最常见的藠头，通过惠龙公司的深加工，已成为香飘国际的“金菜”，去年出口日本、韩国，创汇500万元。收购动物皮革加工皮草，湖南裳海迪瑞服装公司打造出了一个响当当的“金革”。以金龙铸造公司和金长湖铸造公司为龙头企业的“金铸”产业集群也效应初现。

　　毛主席当年考察路

　　闹市犹闻读书声

　　1927年1月10日，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湘乡考察农民运动情况时，深情地对当地农协的负责人说：“我是湘潭人，但受的是湘乡教育，我在这里有了不少进步。”

　　1910年前后，由曾国藩发起创建的东山学校，以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教学内容新潮而闻名遐迩。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吸引了一大批追求真理的热血青年，17岁的少年毛泽东也慕名前来求学。在这里，他不仅接触到了康、梁的变法维新思想，而且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启蒙教育，因而眼界大开，萌发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

　　如今，虽历尽百年沧桑，但在历代东山人的努力下，东山书院仍保存完好，古朴典雅，庄严肃穆，斗拱飞檐，美轮美奂。毛泽东、谭政、陈赓、肖三、易礼容学习生活过的教室、寝室、自修室，让人遥想起领袖、将军、诗人、学者砥砺学业、指点江山的豪迈情怀。而书院外则是石桥横跨、便河清清，让人觉得百年书院古朴而不失清新。

　　今天的湘乡人保留了一个最好的传统，那就是重视读书，鼓励和支持后辈发愤学习，历年来考出去的大学生不计其数，与曾国藩当年推崇的“耕读”文化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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