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到朱熹：身体的苦修

　　修身还是养性？孔子与老子思考后发生了分歧。

　　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真正符合他所说的“道”的人，是不为外物所役的赤裸之人，所以他主张无为以迎合人本性，即人的内心可以自足。而孔子认为人先天是有缺陷的，需要进行后天的修炼才能到达理想境界。亚圣孟子这样评价人：中道为上，狂狷次之，而“阉然媚于世”则属下品之人。最终，儒家成为正统。从此，我们的肉身沉重。

　　孔孟的修炼

　　20世纪的好几位儒学研究者均指出，儒学便是“心性之学”，比如牟宗三、狄白瑞等人。身是承载心的场所，修身便是修心。《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这种修炼无处不在，孔子在对弟子的劝谕中说，“君子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中国人的身体被服饰礼仪层层包裹。

　　孔子对于身体的规范，有着诸多详细的讲解，比如士大夫应有的站相：“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如有循。”这和赵忠祥的绝招“挺胸、收腹，一只脚向前迈小半步，重心放在这只脚上，这样看上去最精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总之，君子无论站坐卧，言行举止，都要足以成为别人瞻仰的典范。

　　这样的繁琐礼仪，已经让人忘记了身体本来的索求。《身体形态》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曾区分出了五种身体：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这种划分完全不适合中国人。台湾法鼓人文社会学员黄俊杰教授，把儒家的身体观分为三种：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的“身体”；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

　　孔子对于礼仪的苛求，曾有记载，以至于老朋友跑来看他，样子比较猥琐，他就忍不住喝斥为“贼”。为免被大人呵斥，中国人从此按照孔子的要求站卧。到孟子、荀子，这种礼仪被进一步解释为更高的层次。荀子认为，礼仪是修身外在的规范力量，而孟子认为，修身是一种内心的反省，可以借以体察自己的心性不足。

　　至此，中国人的饮食起居，皆称为修行的一种，人们在手舞足蹈展现自己喜怒哀乐之前，要率先追问是否符合礼仪。在一个没有标准的年代，孔子唯恐讲得不具体不生动，而未能预料到在他死后，在一个过于严格的由圣人制订的标准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从而让修行者非但未能达到身心合一的状态，心反而受身之累。

　　模糊的身体标准

　　在中国传统，身体本身的美丑，是不作为评论人美丑的标准的。荀子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所谓不以貌取人，就从这个时代开始。

　　但与荀子的教导有所差别的是，春秋战国之后，乃至秦汉魏晋，文人们都乐意记载或者是刻画美人，以美人象征自己高尚的心灵，屈原大夫的许多作品便是其代表。

　　但细观这些美的描述，关于人体的美从来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身体仍然是架构在意识之上的模糊形态。文学作品中对于美人，尤其是美男外形的描述，即使在相当的时代也不尽相同，既然没有标准，就只好说“增一分则太高，减一分则太矮”。

　　经过强大的秦汉，到魏晋的多乱，孔子的教化显然不适用于乱世，道家又卷土重来。率性而为的竹林七贤诞生在这个时代，面对客人坦腹高卧的东床快婿王羲之也出自这个时代，士子率性而为，成为一种风气。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时代，人的心性能够与礼相抗衡，重人性而轻教化。中国艺术的历史上，对身体的审美也在这个时代到来，美丽的敦煌飞天和石刻出现了。

　　魏晋多样的社会与文化，催生了生机勃勃、雄浑华丽的隋唐文化，这种雄浑之风却在宋朝戛然而止。

　　家礼时代

　　“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诞生于公元1130年的大贤朱熹，以私塾先生对黄口小儿的姿态，教导国民仪态要端庄，要符合先贤所制定的规范。

　　所谓“内无妄思”，即是意念存天理而去人欲。所谓“外无妄动”，即是在容貌、服饰、态度、动作上都要整齐严肃，“坐如尸，立如斋，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皆敬之目也”。

　　在唐朝之前，儒学是士族之学，但自从唐朝开科举之后，普通人也能凭借教育跻身士大夫行列，儒学遂成为全民之学。而朱熹，则把儒学的修行与礼仪彻底推到整个社会的所有阶层，《朱子家礼》成为家礼兴起的象征之作。

　　在以后的几个朝代，明和清，朱熹的训导一直都被作为至理名言而存在。天理既存，孔子所描绘的“君礼臣忠，父慈子孝”的理想社会，完全成为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对高一阶层的盲目遵从，程朱等人的理念成了治国利器。无论是宋，还是后来的明，以及清，每一时代的统治者都不断深化和巩固这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礼仪一重再重，天子的超然地位一再被强调。渺小的个人所需要做的就是服从与隐忍，大一统时代到来。

　　朱熹以及他时代的贤者们，以为从此可以一劳永逸地让中国人心性只能朝着圣人既定的路走，却不知将整个民族的心性拴在了一个死结之上。自宋以后，中国的服饰越裹越紧，整个民族的身体日见文弱，女子缠足逐渐流行，带来舞蹈的衰落。大唐时，士子皆佩刀剑，而到了宋朝，士子就改佩香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