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身体权三原则

　　李银河拿起一份报纸，“看，又有一个办黄色网站的人被判刑了。”

　　“我认为这种做法太‘中世纪’了，就像伊朗把同性恋判死刑差不多。在全世界范围内，你看西方国家，已经很少有淫秽品法了。他们禁止的是儿童淫秽品，专指某一类的淫秽品。而对于一般成年人来说，只要他们是自愿的，传播和使用淫秽品是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则和法律的。而我们的淫秽品法，则属于‘中世纪’的遗留物。这个问题很大，公权力侵犯了

私权利，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公权力不应该干涉私权利

　　新世纪：你在谈到一夜情、换偶、多边恋、同性恋、虐恋、使用淫秽品的时候，常常会说他们有权利这么做。你认为一个人在什么范围内、多大程度上，享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

　　李银河：大家在考虑性权利的时候，只要不违反三个原则，就都是权利范围。第一是自愿，第二是在私秘场所，第三是在成年人之间。只要不违反这三个原则，就都是人的权利、当事人的权利。

　　新世纪：你说的这个权利，指的是当事人的私权利？

　　李银河：对，这都是他的隐私，公权力不应该干涉。

　　新世纪：那么，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银河：我觉得就是一种规制的关系。一个社会，总有一些公共的权力、公共的秩序来规制人，这就是公权力。而私权利就是人们的隐私，它不涉及到公众，只要他不违反这三项原则，不侵害他人、不侵害社会，公权力就不应该来干涉。

　　新世纪：然而有些时候，私权利的行使也会触及大众。比如

　　李银河：把东西公布在网上，我觉得属于她的言论自由。它本身是一种言论，不是行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是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的。作为一个公民，她想说，你也没有办法去限制她。也许你会骂她，但你不能把她怎么样。而且，她并没有强迫你看。如果她强迫每个人看，那你就是不自愿地接受，这样就违反了自愿原则。她把东西放在那儿，你可以不看。

　　身体没有完全的自由

　　新世纪：当一个人行使私权利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顾及其他？因为毕竟身体不只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

　　李银河：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规范，人们恐怕只能遵守他所在的社会的规范。当然有一些规范是不合理的，比如说现在世界上还有八个国家，同性恋是要判死刑的，你要是刚好生活在那个国度里，你就只好忍气吞生吧，你这部分个人权利就没办法伸张，你的人身自由、你的性倾向、你的性权利就被非法地剥夺了。

　　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在任何社会，公权力都要规范一些私权利。有这三项原则来规范私权利，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如果再多增加，就有点“侵权”了，公权力太大，侵犯了私人领域，比如宣布同性恋非法。

　　多数人的价值观不能成为标准

　　新世纪：打个比方，如果以身体为出发点，向两端扩散，一端过于强调身体体验，而没有给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留有余地，另一端则把身体完全作为一个承载社会、文化的工具，而无视身体体验的多样性与偶然性。你的身体观念是在哪个刻度上？

　　李银河：在对身体规范的程度上，总是不能够彻底的、完全的自由。规范的尺度，我当然是比较尊重把个人的权利最大化，把公权力缩到最小。

　　新世纪：缩到多小？

　　李银河：缩到那三项基本原则。每个人的观念有所不同，有的人觉得同性恋不可以，就把刻度往这边挪，把公权力扩大。有的人认为换偶不可以，公权力就又大一点。有的人认为虐恋不可以，公权力就又大了。

　　新世纪：中国人的身体观念经历了哪几个阶段，目前大多数中国人的身体观念又是怎样的？

　　李银河：我没有特别研究过身体。直接谈性的话，倒是有三个阶段。从远古一直到宋，中国人的性观念在我看来是比较健康的。福柯在对比中西方性观念的时候说，古中国、古印度、古埃及，人们都有性爱的艺术，西方只有性爱的罪恶。罪恶的观念，从来不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宋明理学以来，是性的“中世纪”，越来越禁欲反性，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后，进入现代。

　　中国人性观念的这三个阶段，好像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实并不是完全回到起点，它有点螺旋式上升的意思。古代人虽然对性是肯定的，但他们没有个人权利的观念。我们的性观念加入了“权利”这个新的元素，这是一个现代元素。

　　考察中国人的性观念，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他本人的性倾向，第二个是他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在异性恋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支持同性恋权利的。我最近做了一个调查，样本量400人，91%的人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应该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

　　新世纪：这个数字可以说明，大多数人都开始能够尊重不一样的性倾向者了？

　　李银河：对，而且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新世纪：你说你在为少数人的行为辩护，也就是为少数人主张他们的权利，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

　　李银河：我正在做一个项目，“公众对少数人的歧视”。因为他们是少数人，就容易受到歧视。然而多数人的价值观不能成为制定法律的标准，少数人愿意这么做，没有侵害到别人，没有侵害到社会，就应该允许他们这么做。这个权利，如果不提出来，他们就永远没有，社会的能见度就更低，他们更被歧视，更被压抑。

　　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对多数人有什么好处，好像不是太直观。所以我在呼吁少数人权利的时候，好像与多数人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一些人，受到大家很不公正的对待，对于这个社会其实是有隐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