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悖论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2005年著有《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一书，从身体的角度阐释了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作“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

　　新世纪：您的研究是从身体切入的?

　　杨念群：我不是做医疗史本身，我是看医疗进入中国之后，其实关心的是一个现代政治的问题。它怎样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观、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对周边世界的看法。我考虑的是中国人最切身的身体变化之后，所以从身体政治谈起。

　　有位人类学家朋友谈起，西医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不是坚船利炮，对中国人的身体加以改变，才是最大的影响。从华佗之后，中医外科几乎消失了。切开中国人身体对中国人个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在耶鲁大学访学时，看到30多幅油画，一看都是很令人震惊的病人，有的瘤子和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大，还有一部分表现的是切了瘤子之后的中国人是怎么样的。通过中国人身体的改变，让人看到一个人从病态变成一个新生体。

　　新世纪：新生的过程使中国人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医学。

　　杨念群：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政治干预的过程。中国人观念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改变的。现在把你的身体改变了，使你更健康。传教士在这个图画中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身体是可以改变的，虽然你受之祖先父母，但是你病态。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界线。以前是不允许被改变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中医讲究养，把它养大，人死不了，只要不破毁它的外形，其实它内部的东西已经溃烂了。病态的东西切离你的身体，后现代的说法是他者。原来的瘤子是他者，他者离你而去，一个健康新生的人留下来了，那就是你。

　　新世纪：在《再造“病人”》中有一段话很有意味：“村民生病，先求‘香头’，也就是巫医，不得已才请中医，最后才请西医，常有延误不治者。这是因为‘仙方’较之大夫看病要便宜得多。”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前面递进关系似乎是说，村民还是相信西医的，后面的总结是说，西医收费最高，所以求医者少。

　　杨念群：我觉得医患关系不是简单的信仰问题，而是效果问题。有时是一种心理的不舒服或者很难把握的状态不好。西方可以通过牧师告解，也就是心理医生。在中国历史上，承担这种责任的就是巫医。我2

　　002年在秦岭调查时专门调查过一位“黄大仙”，她是一位对人性了解至深的中年妇女，非常机敏，能看明白来者复杂的心理和周围的人际关系。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人际网络里的关系。

　　新世纪：她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尤其是乡里乡亲具有地缘关系的人。

　　杨念群：你不能把她看成一个医生，只能把她看成一个方地上解决你生活问题的顾问，我感觉黄大仙们不会消失，以后还会更兴盛。西医承担不了这些。赤脚医生转为乡村医生后，变得如狼似虎，也承担不了这些。

　　新世纪：您的书名不是叫“制造病人”而叫《再造“病人”》，给人的感觉仿佛中国人的身体在历史中被反复蹂躏，这些身体不止一次地被定义为“病人”。你是不是觉得历史也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杨念群：是，我觉得是。比如我们本来不认为缠足是病而是美，他们不断地制造，反复把这些与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封建的伦理关系挂上钩以后，小脚就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旧社会和不健全的人格。

　　新世纪：缠足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天足到金莲，已经制造了一次“病残美”，西方人又把这种“美”当成了社会病。像康有为、梁启超所说，一半人小脚怎么打仗？

　　杨念群：对，东亚病夫的概念由身体延续到群体，再延续到国家，以前没有国家的概念，梁启超说我们没有国民性，我们应该培养有国家意识的民众，原来只有皇上、天下的概念。缠足被当成“病”以后，它由“美”变成了对身体的破坏，身体的破坏和残缺导致没法打仗。因此，民族又变成残缺的民族。

　　这套话语制造出来，就是对“病人”进行不同和不断的定义，不仅是人个体的问题，同时也隐喻了中国人在旧社会是如何成为病态的。另一个隐喻是这种欺压使中国人成了“东亚病夫”。还有一个隐喻是，西方文化进来了，改变的过程使病人摆脱了东亚病夫的状态，变成一个新人，但同时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同时又是一个重新变为“病人”的状态，因为我们重新跌入不自信了。我们传统文化中不是病的部分也被当成病了。对西方的迷信，对科学的迷信，对科学主义的迷信等。这也是一个悖论，当我们在西方影响下，成为一个健康人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又重新生病了。用句时髦话，叫“自我认同”越来越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