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沉重的肉身

　　在倡导“存天理，灭人欲”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下，肉身在中国文学史上，向来也是一种禁忌。所以一部《金瓶梅》一直以来都被列为禁书，被小心翼翼地上了锁，无法以完整版本示人。

　　在当代文学史上，身体在叙事中，仍然像是一位陌生女子，不可随意触碰。在1949年之后，身体在文学中，时而是种完全的禁忌，像木乃伊一样被浑身包裹；时而又被部分遮蔽

，若隐若现；时而又无所顾忌地完全裸露。“在一个文化禁忌与肉体享乐激烈交替的时代，肉体保守主义与肉身激进主义正在相互撕咬。”文化批评家张柠在《文化的病症》一书中写道。

　　身体的觉醒

　　在“文革”结束之前，文学中没有身体，只有被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大写的“人”。

　　王安忆是当代作家中较早的身体觉醒的写作者。80年代中期，王安忆发表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小鲍庄》、《岗上的世纪》等多部作品。这些作品基本已摆脱了政治性的写作，把笔触落在了“人”身上，而小说中的“人”也不再是时代符号式的人物，回归了活生生的人，被欲望所俘获的身体在文学作品中再次生动起来。《小城之恋》中，两位男女主人公恰是年轻的舞蹈演员。处于青春期的青年男女在耳鬓厮摩的肢体训练中，身体的本能欲望势必无法阻挡。在王安忆的这几部作品中，身体终于挣脱时代、挣脱思想的禁锢而独立强大地存在。所以，王安忆的这一系列作品在80年代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王安忆的创作也被贴上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

　　王安忆的写作无疑在80年代首先打破了身体的禁忌。之后，“身体”这一被叙事文本抛弃已久的元素又逐渐被正视。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等作品中，“身体”已是构成作品的重要元素之一。女性圆满阴柔的躯体之美以及充满爆发力的原始欲望在这些作品中被大肆地渲染。身体已经成为负载生命的所在——这一天生的然而却被长期遮蔽的事实，又重新被莫言找了回来。当《丰乳肥臀》发表后，不可避免地又再次遭到多方的非议。

　　另一位在文学中打破身体禁忌的则是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却声名鹊起的王小波。王小波的代表作品《黄金时代》、《红拂夜奔》、《万寿寺》等，则把肉身的欲望集中地放大了。《红拂夜奔》中李靖拖着硕大的生殖器在长安街上无拘无束地闲逛，肉身被赋予了自由与反抗的意义。评论家张柠把王小波笔下的人物称之为“肉体的激进主义者”。的确，身体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更像是一种武器，用来抵御和反抗压抑人性的一切束缚。

　　90年代，陈染、林白的女性主义写作，已经把写作从时代中抽离出来，直接面对个体，而且着重描述女性个体的生命体悟。她们把身体欲望和内心细腻的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女性对自身身体及欲望的私密探索。

　　而贾平凹的《废都》在1993年发表后，则在社会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此处删去多少字”这种故意为之的留白让评论家和读者都大受刺激。身体与性被有意重点地强调出来，套用卫道士所惯用的意淫手法，狠狠地了人们一个耳光。也因为如此，这部作品也一度成为禁书。

　　21世纪的身体写作

　　2000年前后，1970年以后出生的女作家卫慧、棉棉分别推出了《上海宝贝》、《糖》，发出了21世纪的身体尖叫。评论家们把“身体写作”这个直白的标签贴在了这两位“美女作家”身上。

　　显然，批评家认为“身体写作”不仅摒弃了最后的遮羞布，而且还用身体代替了头脑。实际上，新世纪以来，身体在文学中出现了灵与肉的分离，身体更像是摆脱了灵魂的躯体，在城市中寻求感官的刺激。而此时，身体更像是作为一种可供销售的商品而存在。

　　“身体写作”比任何以往的叙事文本更加凸显身体的重要性。而正是这种“过于”强调身体的做法导致了争议。当然，也有人对“身体写作”给予了慷慨的肯定。王朔曾这样评价棉棉：“一个女子，年轻女子，有一副好身子，自己又深知这身子的好处，娓娓道来，这是顺天理得民心的事儿，依我之见，也是小说有必要存在下去的理由”。

　　而无论是褒是贬，身体在21世纪已经不被遮遮掩掩，完全可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也是在2000年，一个自称为“下半身写作”的诗歌团体出现在诗坛中。“下半身”比“身体写作”更加绝对，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了下半身，而实际上，强调的就是生殖器官。“下半身”主张的“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第一次毫不掩饰地把“身体”推到至上的位置。

　　文学中的身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推崇备至。而身体，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文学领域中，迅速地被商业势力所利用。正如文化批评家张柠所指出的那样：“市场、商业文化、时尚符号体系，就这样联手把‘叙事异端’剿灭了。”